理论工作者周锦尉追忆“拨乱反正”的峥嵘岁月
习近平“七一讲话”的一个主旨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个“初心”，有建党初立下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信念，也有改革初所立下的共同理想的信念。“基本路线不动摇”，属于改革事业的一个“初心”。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主体。
1997年2月20日清晨，周锦尉像往常一样在家收听清晨6：30的广播新闻，惊悉邓小平同志19日晚在北京病逝，惊诧不已，泪水顿时模糊了双眼。
邓小平，这是一个改变了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名字，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名字。最近，正值邓小平逝世20周年、“南方讲话”发表25周年。农历年后立春的那天下午，笔者拜访了从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岗位退休的、全国第四届韬奋新闻奖获得者、原《文汇报》理论部主任周锦尉同志，有幸聆听这位曾参与邓小平理论宣传工作的资深理论工作者追忆那段“拨乱反正”的峥嵘岁月。
一时间洛阳纸贵
1977年7月，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宣布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领导职务的决议；12月，中断了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恢复。也是在这一年5月，周锦尉进入《文汇报》理论部工作，从初涉理论宣传工作，担任编辑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先后挑起了理论版主编和理论部主任的重任，整整工作了23年。1978年3月，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十年飘摇终迎来“科学的春天”。同年，《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及话剧《于无声处》的剧本等反映时事和新思想的文章，一时间《文汇报》“洛阳纸贵”。报社理论部也相继刊发了“真理标准讨论”“联产承包”和“市场经济”等方面卓有见地的文章。饱受动乱之苦的《文汇报》重新振作，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周锦尉欣慰地说：“本报当时最大的发行量达到了170万份，赢得了读者。”
1980年5月30日至12月31日，周锦尉被报社派驻北京任驻京记者，采访、结识了一批著名学者和理论工作者，并积极联络中央政策研究室等有关单位，为《文汇报》在新时期的报纸理论宣传工作打开局面，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此后，他多次赴京组稿，并参与组织了颇有影响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研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学习研讨等颇有影响的、首都理论界部分理论工作者的座谈会，撰写并组织发表了大量报道和理论文章。周锦尉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他的工作就是要“为《文汇报》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宣传的良好舆论氛围添砖加瓦”。在他的记忆中，这也恰是形成、并宣传邓小平理论浪潮中激起的浪花。
在后来形成体系的诸多邓小平的理论观点中，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曾备受争议。周锦尉回忆，1991年1月，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刘国光在上海社科院做了有关“经济形势”的报告。“我当时正好到北京组稿，得到这个消息就访问了他。”当月26日，《文汇报》论苑版就刊登了6000余字周锦尉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的访谈录——“90年代深化改革的理论思考”。这篇访谈录反响热烈，周锦尉曾听上海社科院的研究员、市委党校的老师等人谈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在市委党校的一次领导干部学习班的会议上说，《文汇报》访问刘国光的文章很好，他很同意文章的观点。
此文就四个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企业产权关系在两权分离基础上应‘四权分离’”“社会制度区别的标志不是市场制度”“用改革来促进稳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能忘记坚持共同富裕”。访谈文章说“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市场取向的改革”，“市场机制，通俗讲就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它是社会化、商品化过程中所必须的，并不是划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志，两种制度都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在“市场经济”的概念还未形成共识的舆论背景下，这些观点无疑是超前、大胆的，自然也会“激起千层浪”。
解放思想大不易
1991年春天，周瑞金、凌河、施芝鸿以“皇甫平”的笔名在《解放日报》连发几篇评论文章，引发社会的热议，其中首篇《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就引用了刘国光的观点。但随后舆论起了微妙变化，当时的一些报刊发表文章，批评“肯定市场经济”的观点，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谈到这里，周锦尉不禁感叹当时的思想解放是多么不易！直至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明确指出了“市场经济”的观点——倘若在这个问题上还冲不破这一藩篱，改革开放就会障碍重重，难以迈出创新的步履。“同年6月，我又请北京同志写了一篇‘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文章”，这篇几经起伏的访谈录也终在1992年获得了全国报纸理论文章一等奖。
“早在1988年，我就想编发经济学家冯兰瑞有关‘劳动力市场’的一篇文章，但因此文涉及‘市場经济’‘失业’等当时颇为敏感的话题，最终没有得以发表。”说到这里，周锦尉翻开了一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向笔者引述了其中《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年12月24日）一文中的一段话：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经济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该文记录了邓小平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而直到1992年“南方讲话”发表、1993年《邓小平文选》出版，经过一番认真学习研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才被公开提起，在全党获得共识。当然，市场经济的争议并没有完全消失，前不久周锦尉在微信上看到，有人将社会出现的某些弊端，归咎于邓小平赞成市场经济，“打开了私利的‘潘多拉魔盒’”。其实，他们不懂，市场经济是双刃剑，我们一方面发挥它的长处，一方面要努力遏制它的负面作用。这，永远是共产党人的职责。
一度阻力重重的邓小平理论新闻宣传之路，在像周锦尉那样等老一辈理论工作者的坚持下，依旧硕果累累。那一时期，周锦尉与报社理论部的同仁一起组织刊登阐述邓小平理论文章的工作，包括林子力的《论联产承包》、赵修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辩护》等。郑必坚、董辅礽、于光远、沈宝祥、龚育之、邢贲思、苏星、冯兰瑞、冷溶、李忠杰等众多学者接受了周锦尉的采访和组稿，上海的刘吉、夏禹龙、王沪宁、尹继佐、李君如、赵修义、奚洁人等专家也相继在《文汇报》上陆续发表很有影响的理论文章。
提炼“邓小平理论”
1993年，中宣部开始组织《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下文简称《纲要》）的编写工作，第一年初步形成了11万字的文稿。1994年5月，周锦尉接到中宣部邀请，参与《纲要》的起草工作。“这第二轮的撰写过程长达近半年，由当时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同志亲自抓。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局长李君如牵头，具体执行起草工作。北京有冷溶、李忠杰等同志，“地方上除我外，还有安徽宣传部的黄传新，江苏宣传部的廖进，以及福建社科院的研究员潘叔明。”这一稿的起草要求更为精炼，意向篇幅为6万余字，然而要囊括整个邓小平理论的框架和主要内容，并不容易。“中秋节时，总书记江泽民接见了我们起草组的同志”，也可见中央对这项工作的重视。20年后，泛黄的首版《纲要》书页和我国已经呈现的富强壮丽的社会新貌，仿佛亦在叙说着当年那段不能忘却的“沧海巨变”。
而在当时，“人们虽对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很认同，但要提炼‘邓小平理论’，有些人在思想上还是有障碍的”。周锦尉回忆道：有一些声音认为，毛泽东已将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且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理论都有，还需要再去概括邓小平的理论吗？另外，马克思有《资本论》，列宁有《帝国主义论》，毛泽东有“两论”（《实践论》和《矛盾论》），而邓小平只有“猫论”（“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和“摸论”（“摸着石头过河”），如何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针对这样的观点，周锦尉表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以一代一代的领袖人物的提炼概括为代表性理论，既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又有当任领袖的个性，这是我党理论的特点。“指导思想理论的概括是很重要的，它能统一大家的思想，然后齐心协力从事重大的事业。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处于发展和转型期，出现的新情况、新方式、新经验多，指导思想的理论尤为丰富。将改革开放时期的实践提炼成一个理论很重要，它可以直接指导当下的工作。”
他认为：“一个理论是否具有科学理论价值，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说，应该具有这样四个特性：一是这一理论要回答人类文明进步中关心的课题；二是这一理论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三是这一理论有一个内在的、相互贯通的逻辑系统；四是这一理论具有继承性集成性原创性。”而邓小平理论就有这样的特性。
“我们在编写这本《纲要》时，邓小平的原话引用得比较多，也有不打引号稍有概括的原话，另有一些概括度比较高的话。”周锦尉说起《纲要》起草的过程如数家珍，“李君如为《纲要》的起草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郑必坚、龚育之也参与了大量工作。一开始，我们分工负责起草各个章节。以后，整个起草组再从头到尾一章章、一节节集体讨论，从大小标题、框架结构，段与段之间的逻辑，每一句的表达，一字一句地‘抠’。推敲的功夫，是我参加文字工作以来，最着力的一次。有时，为一个自然段落的文字表达，你来我往，会争议半天。所以，也很难说哪些内容由谁直接撰写。”
但他至今都记得，郑必坚在结束语部分所写的一段振奋人心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是在首都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的奇耻大辱中进入二十世纪的。今天，我们正以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自尊和自豪，以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华民族的自信和自强，昂首阔步地奔向二十一世纪。”据说，最后文稿的审查，丁关根部长恰患眼疾，他是由人一句一句读给他听，来审议的。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这份集合了诸多优秀理论工作者的努力和智慧的《纲要》，自1995年5月中央发通知，作为全党要重点学习的辅导材料，呈现给广大读者。全书共分为绪言、基础性理论（前3章）、主体性理论（中间8章）、保证性理论（最后5章）和结束语，结构明晰，层层递进，语言精炼准确。绪论是邓小平理论的现实和历史意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基础性理论包括“思想路线”“社会主义本质”“初级阶段的国情论”；主体性理论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理论”；保证性理论，包括“外部环境”“一国两制”“依靠人民”“依靠军队”“依靠党”；结束语则是贯彻邓小平理论的要求，以及前景展望。
在向笔者介绍这份文献时，周锦尉特别提到了其中的几个原创性理论。首先，是“社会主义本质论”——也就是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本质论是重要的回答。
在《邓小平文选》中另有一文《一心一意搞建设》（1982年9月18日），是邓小平同志陪同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谈话的一部分：“我干革命几十年，搞社會主义30多年，截止到1978年，工人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民大多数地区还处在贫困状态，这是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是邓小平首次将“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了一起，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概括，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其次，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原来人们认为20年就可以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就产生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左’的做法，而邓小平指出，这一时期是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努力的，发展时间是比较长的，我们就有初级阶段的很多做法，引进和消化了国际的资源配置的不少合理做法。”另有“和平与发展”的关于时代的提法：“当时‘时代’的提法通行列宁‘战争与革命’的说法”，而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这些理论、观点都在《纲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定名为“邓小平理论”，并将其写入党章，成为指导思想之一；后来邓小平理论又被纳入我国宪法中。以后我们党又将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采访中笔者深知，邓小平理论从形成、发展到成熟，离不开包括老一辈理论工作者在内的全党同志的不懈努力……
采访接近尾声时，周锦尉说，十八大以后，领导核心的“接力棒”传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我们有了新阶段更加宏伟的现代化建设任务。习近平“七一讲话”的一个主旨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个“初心”，有建党初立下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信念，也有改革初所立下的共同理想的信念。“基本路线不动摇”，属于改革事业的一个“初心”。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主体。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所制定的12条要求，第二条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也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根本保证”。这是对邓小平开创事业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在他看来，“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有了新的内涵：坚持“一个中心”，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坚持五个发展理念，为实现中国梦打下坚实物质基础；坚持“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个自信”，做到头脑清醒、立场坚定；坚持勇于自我革命，勇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
“初心在，勇气在。”周锦尉对我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审时度势、强基固本，开辟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形成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们更应立足日新月异的当下，保持改革开放启动时的那股勇气锐气朝气，继续‘敢为人先’，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不畏艰险，团结奋斗，以更辉煌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的召开。”
作者：叶雪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