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对京直地区来说是个多灾多难的年份，从春到夏，亢旱异常，农民收成甚微。到了夏秋之际，百姓又因突遇洪水而苦不堪言。7月中旬，暴雨席卷了京直各地区，从而导致该地区各条河水的水势猛涨。作为直省境内主要的五大河流之一的永定河历来为患最甚。在这次大水灾中，对于天津威胁较大的永定河又一次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七、八月间永定河的上游暴雨成灾，导致一连串的山洪暴发。根据九月底的水文记录来看，洪水从永定河出发，以“每秒20万英尺”的速度朝海河注入，而此时海河人海的水只有“每秒6万英尺”，可想此次洪水如猛兽般涌人天津这座城市。
由于汛情的不断恶化，9月21日，来自南运河决口的洪水向天津市区逐步逼近。《盗世报》的记者为了能及时给人们带来有关灾情的最新报道，他们不畏险阻，进入灾区重地，带来了大量及时报道：“9月22日，河水大涨，记者随即查看，北岸已被淹没，河北大街一片汪洋，商民纷纷逃难，行人已断绝，关下已完全平漫，张工祠前寓居之灾民又复逃迁至大王庙前者居多数，南岸由北浮桥至西营门亦平漫”。由于此时的天津还没有设围堤等基础设施，当良王庄与杨柳青之间的南运河连续决口时，水势疯狂地漫人城内，瞬间使城南成一片汪洋。9月26日，水势从西南角持续扩大，向外逐渐蔓延，“京汉、京奉、津浦等铁路及桥梁亦被洪水冲断，交通全面瘫痪。”九月下旬汹涌的洪水直至十一月份以后才渐渐退去。
1917年的这场大水灾给直隶地区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作为津门报业的《益世报》第一时间将受灾的具体人数统计并公布出来，从而为了及时救济百姓。据统计，“58处统计难民男15299人，共女16379人，共老者4030人，共幼孩19691人，总统计男女老幼55399人。”据这些庞大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灾情极其严重，由于天津是直隶赈灾的中心，每天都有大量灾民逃难而来，难民的惨状难以想象。“本埠三条石北及聂公祠一带难民约一万七千余户，席棚密布．棚内不过就地一席，有被褥者寥寥，憔悴之状惨不忍睹。”通过《益世报》报道可见此次水灾之重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损失。2应对水灾的措施
作为旧中国四大报之一的《益世报》，一直密切关注本埠水灾，并且及时派出记者深入灾区，了解灾情，对水灾救济活动更是进行了持续的报道，带回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下面就通过益世报报道下的关于政府救灾赈灾行为，民间慈善机构力量的支援，其他民间力量的义赈等方面加以论述，借以还原当时的赈济情形。2.1政府的救灾赈灾措施
直隶发生水灾后，北洋政府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身为大总统的冯国璋听闻直隶和京津地区遭受重大水灾后，立即任命熊希龄负责处理该地区灾后的相关事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1.1筹备赈款
一般而言，传统社会中每遇灾荒，国家应是救灾实施的主体，这也是国家管理职能的具体表现。此次水灾本应由政府拨款救济，可是由于民国初创，各系军阀混战，“北洋政府第一次拨款仅为30万元，后北洋政府向日本商社借款500万元。”与此同时，“财政部于10月15日亦向外国银行订立天津水灾善后借款，以盐税余款为担保，向日美法俄等国的汇丰、麦加利等七国银行借款70万两，年息7厘，期限一年；”然而由于水灾之大，难民面临重重困难，借款又一时难以到位，于是熊希龄决定通过向民间团体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来集聚力量，筹备善款，以便救灾。
1917年10月8日，熊希龄号召社会各界人士筹款，普及仅仅依靠政府的拨款远远无法补救此次水灾带来的严重损失，需要借助大家的力量来共同救灾。他期望“全国各地诸君子慨予捐输，集腋成裘，则沟洫遗黎，咸拜生死骨肉之赐也。”此外，“他本人捐款500元，另外组织家人为灾民缝制衣服数百套。”一时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爱心筹款，在一定程度上大大缓解了救援的困难。2.1.2办理冬赈
大水刚退，面对寒冷的天气，大量灾民饥寒交加，此时的北洋政府为了缓解老百姓的困苦，实施一系列举措加紧办理冬赈。《益世报》密切地关注并且记录了整个冬赈的过程，并及时更新，追踪报道。此次冬振由水灾赈济联合会全权处理，“付赈款80万两，以资救济。这些赈银，除了用于开办粥厂之外，还要购买小米、玉米等。”由此可见，政府通过天津水灾赈济联合会将大批的食物和必备品分发给困苦的灾民，从而有效缓解了他们的衣食等生存问题。2.1.3设因利局
水患发生以后，虽然有政府以及各界人士的善款捐助，但为了更妥善缓解灾情，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事宜处下令在县创办设因利局，让灾民学会自我救济，同时还制定了每个地方创办“因利局”的“九条纲要”，指出：因利局的经费来源，可以是地方公款，也可以来自民间商户及各慈善团体募捐筹集，具体由当县知事根据情况处理，只要是当地非常贫困的民户都可以向政府申请贷款，且规定利息要尽可能低甚至减免。同时还要求了借贷的对象，“木得吸食鸦片、赌博、偷盗和斗殴伤人”的守法农户。因利局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灾民的自力更生，有效缓解了灾情。2.1.4以工代赈
政府在救灾过程中虽然对灾民进行衣食的救济，但终是权宜之计。为了合理有效地救灾，充分利用水灾造成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京畿水灾善后事宜处特此设立工赈局，使灾民以工代赈。《益世报》对政府的工赈措施进行了相关的报道：“警察厅就曾发布公告：凡有各项技艺之工人，由督办处担任分途安置，或假以资本，准其自由营生；凡强健男子无正当手艺者，本处可筹备人力车若干辆，交该管区从兼租给，以资生活”。通过工赈的手段，减少了灾民对政府救济的依赖，使灾民得以自食其力，同时政府也利用灾民廉价的劳动力进行工程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效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稳定了社会秩序，有利于灾区的恢复和发展。2.1.5平粜粮价，稳定市场
此次水灾灾情及其浩大，大水淹没了田地致使百姓颗粒无收，同时城区内交通设施的毁坏，工厂商店的关门，一时间整座城物资匮乏，导致灾后“京津粮价继长增高，莫可遏制，除无大量粮米运人，则粮价难回平日之境”。为了改变困窘的现状，熊督办创立了平粜之法，希望能够稳定灾区的市场物价。在《益世报》申有相关的报道：“设立平粜办法六条，命令各县专门划拨资金，以期周转盈余，补充缺口。”通过政府积极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的限制粮食物价的法令，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当时粮食的市场价格，保障了灾民的食物来源，从而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2.2民间慈善机构力量的支援2.2.1 天津红十字会的救援、赈济
随着水灾赈济的进行，大量的慈善机构加入到救灾的队伍，尤其是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做出了很大贡献。该会一方面努力协助政府进行救灾，同时还以红十字会的身份加入到本次救灾的队伍中。“9月中旬，开始派遣大量职员乘坐民船前往各处切实调查灾情轻重，以便分别赈济。”此外，“对于从各地带来的灾民，均送至留养院妥为安置，发放棉衣，馒头等”。本次救灾，该会为社会奉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也充分体现出了现代慈善机构的作用与巨大的潜力。2.2.2天津商会的救济
此次水灾过后，百姓颠沛流离，痛苦不堪。天津商会也立即加入救灾的队伍。《益世报》在记录中写道：“商会组织绸缎、洋布等商行的商人向灾民提供面食一周，每日各商号施助面食十斤。随着天津灾情的不断扩大，由商团第五区以及各商号热心商人亲往津埠所有灾区发放玉米、面条等食物救济灾民。”在比次救灾过程中，商会充分发挥了在经济领域的优势，给灾民发放大量的食物和衣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民的温饱问题，同时也大大缓解了政府的力量不足，促进救灾的进一步发展。2.3其他民间力量的义赈
在水灾救援过程中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纷纷加入该队伍中，诸如婴儿慈善会，顺直义赈会，博济社等一系列慈善团体，为此次救灾行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慈善团体在给灾民提供食物衣物的同时，还医治受伤的百姓，并且给那些老年人孤儿群体送去了温暖。
除了民间的慈善团体之外，还有一些系列的以个人的名义对此次赈灾表示支持。诸如，江西省督军的陈光远，了解到水灾的严重情形后，向灾区捐款1400元，后又向婴儿慈善会捐款600元，用以拯救孤弱之儿童。同时还有华人华侨的爱心善款捐助。“旅居日本的华人华侨，心系家乡巨灾，踊跃捐款，筹得日金1400余元交天津商会代为散放，救济灾民。”
通过1917年的大水灾以及社会各界积极的救助，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民间慈善团体的力量之大，这些团体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政府财政的匮乏，有利地支援了政府救灾，同时也有助于民国时期的灾荒救济朝社会化方向发展。
透过作为旧中国四大报之一的《益世报》的视角，我们穿越历史．回到1917年天津大水灾，可以看到水灾发生后，政府的救灾措施，慈善团体以及个人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看到了整个国家及社会对当时社会环境的深切关注，同时在救灾中也体现了近代救灾的新的理念，各界慈善团体为民国灾害救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通过1917年的天津水灾救济的研究，对我们现代意义的水灾防治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