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时期各派士人诗作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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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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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15-06-16


  [基金项目]扬州大学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廿年心史:1898-1917年间的诗歌与社会”(项目编号:xjj2014-08)。


  [作者简介]石任之(1982—),女,江苏徐州人,扬州大学文学院讲师。


  [摘要]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转捩,而传统士人的政治关怀多以诗歌形式表现。此一时期诗歌,可分为支持变法者之诗和反对变法者之诗。支持变法者卷入变法的程度有深浅,感情较为复杂,但多对变法失败致以哀怜痛惜之意。反对变法者,其诗带有鲜明的保守立场。相关的诸多诗作,皆带有特殊时代新旧杂陈的烙印。其题材与表现手法虽仍沿袭诗史传统,但时人心理渐变,对事件中心人物的认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均有所改变,对变革开始有新的反省和诉求。


  [关键词]戊戌变法;诗史;政治;诗歌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5)04009007


  学界对戊戌变法前后诗歌的研究,多集中在变法中心人物上。如康有为,写下了大量戊戌纪事诗,而且以长序和自注的形式交代历史背景;梁启超和谭嗣同,在生死存亡之际作出不同的抉择,其相关诗作最能动人心魄。而其他维新派官绅如黄遵宪、沈瑜庆等,在戊戌变法期间亦留下了大量诗篇。守旧派人物如叶德辉、王先谦等,也用诗歌表明了自己对变法的态度。更多的外围官绅则以旁观者身份记录了对事变的所闻所感,其诗作都足以补史之阙。


  中国古典诗歌与世变关系匪浅。而清代的诗史理念,正承袭自明清易代痛苦境遇下诗人的思考。张晖《中国“诗史”传统》论及明清之际的思想变革,认为“以诗为史”是由于剧烈震荡的社会对诗歌的功能性要求:“他们对‘诗史’理论的思考,化成为大量纷杂的论述。这些论述,极大强化了诗歌记载历史的理论意识,确立了‘以诗为史’的阅读习惯,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1]“诗史”观念在传统上越来越得到认同,清季多事之秋,诗人更自觉地在诗歌中记录历史。而且很多不宜正式公开的看法,往往会在诗歌中有更为巧妙、也更为真实的表达。但这些表达,题材选择与表现手法虽然来自传统诗学,其心理却已与传统“诗史”的某些观念异趣。“诗”固然不能等同于“史”,然而缘情感事发于笔端,在一般应酬的游词鄙词之外,直击心灵的作品无疑值得重新审视和反思。所谓“诗史”,实在也是一代诗人之“心史”。“诗史”与“心史”有联系亦有分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史”尚真而“诗”言志,在“诗史”的定义中,“史”的成分更重,故而强调对历史的真实记录与书写。然而文学创作毕竟不同于历史记录,作为史料的价值仍然不能过分高估。“心史”则是以“史”为背景,而“情”的成分更浓,注重个人化的强烈的感情宣泄,有时是非理性乃至非客观的。宋遗民郑所南所著《心史》,即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色彩。清末的特殊时期,这种结合民族主义和个人情绪的写作被广为追念,并得到极大的发扬。明清之际,士人身丁夷夏之变,其精神上的痛苦固然巨大;而清季士人则在文化上承袭华夏传统的清皇室,与强大的西方异质文明之间,在风气渐开之际,遭逢更痛苦的情感的撕裂。更不用说倡导排满的革命者,虽然血统上自命中华,其革命主张却是文化上的以夷变夏,故而清季士人的精神矛盾不可忽视。戊戌变法的失败也标志着近代中国政治上的一大转折,从此国人逐渐舍弃了自上而下的变革道路,而倾向于更为激烈的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在这次割裂新旧士人的政变中,传统诗学已初显变象。


  一、支持变法者之诗


  戊戌变法前后诗人之诗,与戊戌政变有关系者,有支持与反对两种。表支持者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虽亲历其事,也是推行变法之重要人物,但诗作之中毫无反映者,如张之洞、陈三立等是。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一度也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但在后党势力张扬之际,张即刻意与维新派保持距离。“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本是其得意门生,及其被杀,张之洞痛惜不已,在两江总督任上,于南京鸡鸣寺建“豁蒙楼”以为纪念(取自杜甫诗“忧来豁蒙蔽”),但却不敢以诗稍作抒怀。


  维新变法时期,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地方大员中支持最力者,而作为乃父臂助的陈三立,其《散原精舍诗》编年起自辛丑(1901年),近来虽发现一些其早年诗作,但据云“在新发现的《诗录》所收和广为流传的《散原精舍诗》所载中间,陈三立还有五年时间的诗作杳无踪影。而这五年——自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至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是陈三立个人历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十分关键的时期。”[2],陈三立戊戌前后的诗作完全没有记录,是不正常的现象。


  第二类,作为重要参与者政变后亦遭牵累,但能以直笔叙述见闻和抒发胸臆者。这类诗人当以黄遵宪最具代表性。黄遵宪自1895年出任湖南按察使,即助巡抚陈宝箴宣传和推行新政。1898年8月,他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遂得暂时远离政治中心。至戊戌变生,黄遵宪亦被列为“从严惩办”的维新乱党。幸得友朋援救,又得外国驻华公使干预,清廷方许其辞职归田[3]776。其《感事》八首[3]779,则全论戊戌之事,录其三首:


  授受元辰纪上仪,帝尧训政典留贻。谁知高后垂帘事,又见成王负扆时。九鼎齐鸣惊雉雊,千金悬格购龙医。白头父老纷传说,上溯乾嘉泪欲垂。(其一)


  推车弄顶看文康,变态真如傀儡场。五百控弦谋劫制,一丸进药失先尝。传书信口诃西母,改制称尊托素王。九死一生仍脱走,头颅声价重天亡。(其三)


  金瓯亲卜比公卿,领取冰衔十日荣。东市朝衣真不测,南山铁案竟无名。芝焚蕙叹嗟僚友,李代桃僵泣弟兄。闻道诟天兼骂贼,好头谁斫未分明。(其四)


  第一首统摄政变之事,颔联之“高后垂帘”“成王负扆”喻光绪失位、慈禧听政;颈联指小人上位,维新党人遭通缉,其意至明;第三首意在责备康有为。首句本自李白《上云乐》诗句:“大道是文康之严父,元气乃文康之老亲。抚顶弄盘古,推车转天轮。”[4]文康是传说中上古仙人,故李诗谓乃天地所生,曾抚弄盘古、推动天之运行如车轮;而黄诗首联谓以仙人之眼视之,世变之无常如同演出傀儡戏,又嵌入“康”字;颔联则涉及两桩戊戌公案,一为康有为等“谋围颐和园”事,一为康有为进药丸毒杀光绪事;颈联则直斥康有为行为不当,一则借“衣带诏”指斥慈禧,二为托古改制自命素王(孔子);尾联则谓其侥幸逃生而得享大名。“衣带诏”之说尚有疑问聚讼,但光绪的确曾传出朱笔密谕,交杨锐转康有为。[5]而慈禧曾下旨污称康有为曾密献药丸毒杀光绪,令各地严拿康有为。戊戌变法之时,黄遵宪在日本,政变过程及内幕并不清楚,故只能据传闻及清廷公开之说,所以诗中对康有为颇有不以为然之意。第四首则述六君子事,谓“四京卿”(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因光绪拔擢而一朝得享尊荣,谁知很快就因变法失败而被杀,“李代桃僵”尤就康有为弟康广仁而发;尾联则就谭嗣同而发,所谓“诟天兼骂贼”,乃指谭嗣同临刑遗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之语[6]。


  戊戌变法时任礼部主事的王照,在其《方家园杂咏》诗注中,认为“变法大事,当由帝奉慈圣行之,则朝臣无由持抗。尝以此意言于当事,不能从也。”[16]752当时持此立场者不少,但随着帝后矛盾进一步激化,至戊戌九、十月间,慈禧放出光绪病重消息试探舆论,光绪人身安全受到极大威胁。至此舆论渐有变化,除后党勋旧守旧王公外,大都同情光绪。如汪荣宝《太液二律》[16]755有“禁中更拟南薰曲,多恐仪鸾不忍听”“瑶池自弄云和管,那识人间掩泪听”之句,既哀光绪之困居瀛台,又讥慈禧之昏聩。其他如李希圣《西苑》诗“神山已遣青鸾去,瀚海仍闻白雁来。莫问禁垣芳草地,箧中秋扇已成灰。”[16]763等于光绪皆致以哀怜痛惜之意。综上可知,即使在支持者中,不少人对慈禧仍有理解,但痛惜变法大事所托非人。主流诗人之同情光绪或可谓忠君,但群起支持变法则是诗史上的罕事。尽管有一饭不忘君的诗史传统,而能对以夷变夏的维新有大期许,可见风气渐开、人心思变已为事实。清亡后,这些遗老渐由开明而趋于保守,出于对帝制及文化传统的坚守,而其初心并非顽抗变革。


  二、反对变法之诗


  以清季大环境而言,至甲午以降,维新已然渐成潮流。不过即以老大中国之发展惯性而论,尚古守旧者亦非短时间所能淘汰之。故反对维新者亦大有人在,朝中大臣如刚毅、赵舒翘、杨崇伊、徐桐等人,即曾对变法多所攻讦。而在地方,亦有部分士大夫反对变革。湖南为维新运动中心之一,自1895年起,巡抚陈宝箴与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即大力推行新政,开办时务学堂,延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又设矿务、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刊《湘学报》,一时湘中风气大开。然而恰恰是在湖南,以学问知名而反对康梁最坚决者,有王先谦、叶德辉二氏。


  王氏并非一直反对维新,长沙时务学堂之创立,也是由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领衔正式呈报立案。此外其《虚受堂文集》中赫然有《科举论》《海军论》《工商论》《学堂论》等政论文章,其中亦具见其经国自强之策。如其《科举论》(上)云:“光绪丁酉、戊戌间,时文之敝极矣。群议变科举法,予亦韪之,作《科举论上》。”[19]5则其支持新式教育可知;又“光绪戊戌夏,奉旨废制艺,试策论。已而康有为逆案事觉,新政复旧,作《科举论下》。”[19]7明为反对废除新政有关教育措施。王先谦非反对维新,其所反对者,乃康有为及其激进思想。王氏戊戌间诗作大多针对康有为而发,可谓深恶痛绝。如《纪事》诗云:


  适足以杀盆成括,此复欲为新垣平。辟睨两宫幸有变,沆瀣一气还相生。风元不竞海氛恶,澜岂容狂湘水清。圣学依然揭日月,春秋始信非纵横。[19]625


  此诗首联两个典故皆直斥康有为。《孟子·尽心下》论盆成括仕于齐见杀事:“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20]新垣平为汉文帝时方士,以欺骗得幸,其后事觉,夷三族。事见《史记》。颔联“辟睨”即辟倪,旁视、侧目窥察之意。《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显指康党制造帝后矛盾,谋取政治资本。颈联“海氛恶”取《左传》“楚氛甚恶”之意,可有双重意指,一者康梁皆广东人,来自海滨,二者也可指西方文化强势入侵。下句则谓不容其狂言邪说扰乱湖湘之地,亦隐含一己可与对抗之意。尾联则以维新之失败为幸,而暗讽康有为等纵横家之行不可恃。


  其《赠叶德辉奂彬》(题下自注:叶,湘潭人,吏部主事)诗,序曰:


  戊戌秋八月,康有为谋逆事觉,其党康广仁等皆伏诛。先一岁,湖南创设时务学堂,大吏延康弟子梁启超为教习,学使徐仁铸相与主张,其说一时风靡,独奂彬辞而辟之,不以昔年出徐门下有所畏避。……辄奉赠四绝句。


  前三首云:


  曲士思偷造化权,戏书容易发争端。此曹但可供谈笑,早作妖要乱领看。


  自古当仁不让师,放淫拒诐复奚疑?奸言已息佗嚣子,后学争呼韩退之。


  荒唐我亦怕新书,一任摧烧不愿馀。鲁国闻人真再世,孔门今见四盈虚。[19]625


  如前文所述,赞成维新而对康有为不以为然者不在少数,但是一般而言,即使有所指摘,用词亦未如王氏诗序中“谋逆”“伏诛”等字眼之直接和强烈。序中“大吏”当指陈宝箴,“奂彬”即叶德辉字。


  王先谦此序特别推崇叶德辉反对康有为之功,且自以为不及叶之有见识,故赠诗以褒之。诗的第一首纯作讥弹,谓康有为等以乡曲之士而妄想贪天之功,不过行妖作乱之首领而已;第二首则誉叶德辉之挺身而出与之斗争,谓其有以正压邪之功,故后学以韩愈视之(韩愈曾辟佛);第三首谓康有为之说危害甚大,当摧而烧之;而叶德辉有维护孔教之功,挽救了很多被误导的后学。这组诗之主旨虽在褒扬叶德辉,而其中亦可见王氏于维新之态度。


  而其《狂子行》则颇堪玩味:


  官不可为去作贼,用夷变夏胡可得?民权阴袭拿破仑,教祖欲追摩哈墨。滔天卷地谁复论,但见鱼烂鼋鼍奔。陈相自悦许行学,曾静实丧张熙元。神徂圣伏绵千载,至教昭垂日星在。春秋如线终一匡,不信横流倒沧海。中行之背何足笞,忧时贾傅勿叹咨。君不见张吴两狂子,只有流传题壁诗![19]627


  “狂子”谓迷惑于新潮之士(或者确有所指亦未可知)。谓其人不欲为正统有守之官,而欲为犯上作乱之贼,当指追随康梁之维新党人;次句谓维新派学习西方之路行不通。三四句谓其人数典忘祖追随西方,“摩哈墨”即伊斯兰教之穆罕默德,这两句其实颇有“诗界革命”前期“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新学诗”风格。“滔天卷地谁复论,但见鱼烂鼋鼍奔”谓长此以往将致沧海横流、鱼烂而亡;“陈相自悦许行学,曾静实丧张熙元”则谓后生之追随康有为等,必为所误(张熙为曾静之弟子,二人曾策动岳钟琪反雍正,为岳所卖,至乾隆朝被凌迟处死)。以下则自信“至教”长存,国运当兴,以为勉励之辞;“张吴两狂子”本指唐代张旭、吴道子二人,此处以其告诫当时学子勿效法其人。


  王先谦戊戌诸作,几乎无一字道及史实,全以历史上的叛逆不经之士为附会,视康有为等为反面教材而行说教,其用意昭然若揭,亦其心声所发。


  叶德辉其人“本不欲以诗文名世,辛亥以前诗不留稿”[21],其戊戌间诗,仅见其和王先谦诗四首(王诗见上文),本集亦失载。其中第一首略及戊戌之事,诗云:


  公羊流毒误行权,祭仲千秋肇祸端。一卷妖书出牛腹,遗文休作壁经看。[19]626


  首句“公羊流毒误行权”乃就康有为而发,盖康有为变法诸议本于《春秋》公羊家言,“行权”即“反经行权”之意,谓康有为等托古改制,实在流毒无穷;第二句“祭仲”为春秋时郑国大夫,深受郑庄公宠信,庄公逝世后掌政数十年,而郑国内乱频仍。此句或指推动维新之朝廷大员,如翁同龢等。第三句“妖书出牛腹”即所谓“牛腹书”,指伪造的文字材料,典出《史记·封禅书》齐人少翁事。按康有为曾著《新学伪经考》,指“古文”诸经多出刘歆伪造,“古文经学”乃新莽一朝之学;“妖书”即妖言惑众之作,此处叶德辉乃反其意而用之,谓康有为之学说为假造之妖言;“壁经”即所谓“壁中书”,指汉代发现于孔子宅壁中之藏书,亦即古文诸经。此句谓康有为著作不过妖言惑众而已。


  戊戌期间的反对派,不少人并非完全排斥学习西方,而是仍然持洋务派“中体西用”之观念,反对深度的、根本性的变革,有的甚至只是因为厌恶康有为及其学说。戊戌政变发生不久,叶德辉即编刊《翼教丛编》,所谓“翼教”即维护孔教之意。该书专事收录张之洞、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各类批驳康有为的文章,其序云:“甲午以来,外患日逼,皇上虑下情之壅阏,愍时艰之弗拯,博求通达之士,言禁稍弛,英奇奋兴,而倾险淫诐之徒杂附其间,邪说横溢,人心浮动,其祸实肇于南海康有为。康之弟子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奉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22]从中可以明确看到,守旧派人士所极力维护的,是传统的礼教纲常,而这些不免为深度体制变革的阻碍。但支持变法的士人,也并非移植西方制度,而是旨在强国。双方皆有特殊时代新旧杂陈的烙印,其矛盾根源远小于日后立宪与革命之争,但变法失败加剧了新旧士人之间的鸿沟,使保守者愈趋保守。


  三、天变与新变


  戊戌政变事关帝后之间的政治斗争,深谙宦海波澜的文人士大夫都不免有些避忌,以至于有学者云:“偌大京城,当事诸人居然没有人在戊戌政变后,当即留下一些可信的文字。”[23]即便在事后追忆,不同立场的人所记之事,又往往相互抵牾,造成历史“真相”扑朔迷离。而从上述各人诗作来看,当时士大夫阶层对于变法的态度,实在是非常复杂,足以为一部士人之心态史。


  宋王安石变法伊始,守旧派遂以自然灾害(时有旱灾,又有彗星现,具见《宋史》本传[24]10547)为由横加指责,王安石乃发“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宏论[24]10550,虽足以振起人心,而变法毕竟未能全功。而戊戌年不但世变日亟,天变亦肇其端。


  戊戌元旦,日食。在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政治思想中,天象与政治紧密联系,日蚀尤为大不祥之兆。《晋书·天文志》云:“日蚀,阴侵阳,臣掩君之象,有亡国。”[25]所以尽管到戊戌年,兴办洋务已数十年,火车、轮船等现代事物渐深入日常生活,连接受西方文化最积极的维新派人士,对于日蚀的发生也不免心存疑虑。林旭见到日蚀后忧心不已,因有《戊戌元日江亭即事》诗,陈衍谓此诗“乃是年元旦日蚀,暾谷偕友人诣江亭观音大士问签所作者”[26]。林诗中有“主忧避殿当元日”句,指是日光绪皇帝不循旧例登太和殿,改御乾清宫受百官朝贺。全诗则气格低沉,足见其心底暗藏之幽忧之思。


  而黄人黄人(1866-1913年),原名振元,字慕韩,别号江左儒侠、野蛮、蛮等。中年更名黄人,字摩西,江苏常熟人。南社早期成员,1901年东吴大学创办时被聘为首席国学教授,曾主编小说期刊《小说林》,著有《中国文学史》。的《元日日蚀诗》则气息与林诗迥异,亦与戊戌政变后的诸家诗作大不侔。钱仲联《梦苕庵诗话》称:“诗作于光绪戊戌,指斥金轮,语意极显,诗家之董狐也。”记其诗云:


  ……第一东方龙,叨长诸鳞虫。当日借雷雨,今日成痴聋。……南方火鸟尾秃速,汝与日乌非异族。天市为巢,天仓啄粟,嘻嘻出出良非福。……西方号于菟,牙爪有若无。狗肉醉且饱,梦见羊踏蔬。一目睥睨一目眇,反思献媚心月狐。……老龟最畏事,自负藏身智。……


  诗中日指光绪帝,月指孝钦后。东方龙当指恭亲王,是时为军机大臣,即于是年四月薨。南方火鸟当指崧蕃,满洲人,是时方为云贵总督。西方于菟或指荣禄,曾为西安将军。北方老龟似指王文韶,是年初入赞军机,《清史稿》本传称其更事久,明于趋避,与诗语相合。”[27]


  黄人此诗奇崛诡丽,以天象写晚清政局,如神愁鬼泣。诗中虽仍同情光绪,与革命派排满主张有异,但与同时期反映政变的诗作相比,可谓极大胆张扬。将慈禧比作蚀日之月,诸王公大臣也比作群星乱象,以“自月以下相率食人膏血成妖精”,写后党政变之害。慈禧肖羊,于是用“梦见羊踏蔬”隐刺。对慈禧指斥之厉,远非其他士人希冀弥合母子的温柔敦厚。尽管此时还不能视作有意识的革命之声,但在旧诗风格意境之外,思想上的变象已现。


  而在戊戌岁暮,变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并未稍挫其志,反而开始着手其伟大的“新民”之旅。其《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即呈现出另一番风貌,更明确地宣示了新时代的到来,可谓是戊戌之余响。该诗作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离日赴美游历途中。诗中有:


  蓦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在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独饮独语苦无赖,曼声浩歌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纬度东指天尽处,一线微红出扶桑,酒罢诗罢但见寥天一鸟鸣朝阳。[28]


  其象征意义不可谓不大。而其热切迎接新时代之积极态度,也足以为戊戌之失败带来一抹亮色。


  戊戌变法是清季有识之士尝试自上而下进行制度文化变革的努力。诚如论者所言“戊戌维新是一场肤浅的制度变革,又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29]戊戌维新前后,甲午战争之痛尚新,人心思变,举国空气确实有利于维新思想的传播,图强是大势所趋。故以诗中所见,士人支持变法者多于反对变法者。变法之失败由多种因素造成,非可简单归咎于变法本身。然而变法之失败,对于后来历史之走向至关重要。就眼前而言,在朝则有守旧派转而主政,在野则有无知之民哄然排外,故而在一场政治风波尚未完全消歇之际,另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波已经悄然迫近。至于素有异志之士,则由此另辟革命之路。然而正如梁启超《自励》诗所云:“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近代中国正是在不断的挫辱和失败之中向前迈进,虽然步履艰难,却未有止境,而戊戌年则是一个转折点,也可谓一个真正的新起点。而与戊戌政变相关的诸多诗作,其题材与表现手法固然仍沿袭诗史传统,但时人心理上的渐变,对事件中心人物的认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对变革开始有新的反省和诉求。两年之后的庚子变作,曾广钧乃有“敌国文明佛不知”[30]句,以文明推许西方,这种思想上的变化,在戊戌年已有征兆。值此世变和易代之际,既因为特殊时代所赋予的深厚文化内涵而继续保持其主流文学地位,但同时又开始受到来自“新文化”的冲击,表征在诗歌上反映出时人心态的复杂性。而作为文明传承主体的士人,不但充分具备了传统的“诗史”意识,也自觉地表现出深度的文化关怀,故所谓“诗史”也是其“心史”,足以反映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诗人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