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晨1 修春亮1，赵要伟1，2
（1．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长春 130024；2．吉林省长春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长春 130033）
[摘要]从幼儿园不同服务范围内幼儿入园比率、浪费性通勤、通勤流三个视角分析长春市幼儿入园与居住地空间匹配性，本研究发现该市幼儿园分布较为均衡、幼儿园与幼儿居住地空间匹配性较好，但是幼儿实际入园与居住地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不匹配性，多数幼儿并未在其居住地附近入园，具体表现为：不同缓冲区范围内，单位幼儿园与办学质量较低的幼儿园入园率较低，前者因为单位大院解体，居民迁居造成。从城市中心到外围，幼儿入园率呈“低一高一低”分布态势；幼儿入园存在较大程度的浪费性通勤；输出联系比率较大节点（幼儿园）所占比例较大，这类节点（幼儿园）与幼儿居住地空间不匹配性较强，多分布于城市中心，并以单位幼儿因为主。此外，这类节点在城市外围分布也较为集中，多以民办幼儿园为主；输入联系比率较大的节点（幼儿园）则围绕城市中心分布，其中多分布在高档住宅小区内，且通常是办学质量较高的民办幼儿园或单位幼儿园。应从降低公办性质单位幼儿园的入园门槛、提高民办幼儿园办学质量、成立专门的学前教育管理机构等方面优化该市幼儿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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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幼儿入园与居住地；空间匹配性；浪费性通勤；通勤流
一、问题提出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是城市地理和城市规划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城市就业和居住空间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居民通勤流对城市空间结构有着重要影响。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过程中的职居空间匹配问题备受关注。从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职居均衡”理念到凯因(John F Kain)的“空间错位假说”及休斯顿(Donald S Houston)对空间错位的改进，再到瑟夫洛(Robert Cervero)对职居空间匹配性的量化研究，职居匹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基础已较为坚实。我国借鉴国外研究经验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
随着学前教育逐渐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家长将其孩子送到幼儿园，这使得幼儿上下学通勤成为城市通勤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幼儿上下学均由其家长（或其他看护人）接送，因此幼儿上下学通勤构成家长（或其他看护人）通勤的一部分或全部，即家长（或其他看护人）需要在上下班途中接送孩子。由此幼儿上下学通勤、幼儿人园与居住地匹配性成为城市通勤以及职居匹配性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幼儿园与幼儿居住地成为城市的另一大空间构成要素，幼儿上下学通勤流同样对城市空间结构有着巨大影响，因此有必要重视关于幼儿入园与居住地空间匹配性的研究。
虽然就近入园是重要的基本原则，但随着私家车等代步工具的普及，幼儿所选幼儿园与居住地之间的距离不再是考虑重点，幼儿园质量逐渐成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幼儿所选幼儿园与居住地之间的距离则有所放宽。同时，随着住房福利制度的结束及住房市场的完善，单位大院逐步瓦解，单位职工在住房市场的引导下迁移到新的居住小区，而原先的单位幼儿园并未跟随搬迁，因此幼儿入园与居住地产生了空间分离现象。目前，关于幼儿人园与居住地匹配性以及幼儿园空间格局的相关研究尚且较少。只有厦门等部分城市有幼儿园空间布局方面的规划。有学者针对扬州市幼儿园空间布局优化问题进行了探讨，还有学者基于空间可达性，运用GIS，给出了幼儿园合理布局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模型，为幼儿园布局优化提供了参考。
本研究将根据3936份调查问卷，从幼儿园不同缓冲区范围内幼儿入园比率、浪费性通勤、通勤流三个视角研究长春市幼儿人园与居住地空间匹配性，以期达到以下目标：1．分析新时期幼儿人园与居住地空间匹配性，以丰富工作与居住、幼儿人园与居住地等城市空间组织单元之间匹配性的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经验，同时为长春市幼儿园学区划分、幼儿园空间布局等提供参考；2．首次将浪费性通勤引入研究，定量描述城市空间组织单元之间的匹配性，使研究过程更加便捷科学、结果更加形象直观；3.使幼儿入园与居住地、工作与居住等城市空间组织单元之间的匹配性研究不再局限于行政区划，而能从通勤流视角研究空间匹配性。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幼儿园与幼儿居住地分布现状
从图1可以看出幼儿园分布整体较为均匀，与幼儿园居住地分布较为匹配。幼儿园与幼儿居住地平均中心仅相差约210米，二者分布椭圆几乎重叠。可见，就幼儿园与幼儿居住地分布来看，二者匹配性较好。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长春市学前教育设施网点规划（2013 -2020年）》的前期问卷调查资料。该规划抽取了长春市385所幼儿园中的47所发放调查问卷，涉及5个城区和4个开发区，收回问卷4742份，其中3936份为有效问卷。问卷发放与选取的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调查问卷包括幼儿方面的基本信息，如幼儿年龄、居住地、所选幼儿园、由谁接送、接送方式、花费时间（单程）等；父母方面的基本信息，如父母年龄、职业、学历、家庭月收入等；幼儿入园相关信息，如幼儿园费用、幼儿是否就近入园等。选取幼儿所选幼儿园与居住地地址、上下学通勤方式（即家长接送方式）、上下学通勤时间（即家长接送幼儿花费的单程时间）、是否就近入园（500米范围内）、影响择园的因素、可接受幼儿园离家的距离等问卷信息进行分析（见表2、图2、图3）。
从表2可知，私家车是主要的通勤方式，占所有通勤方式的47%。其次为步行，其所占比重也较高，达到37.55%。其余通勤方式均远远低于私家车和步行。其中，公交车与校车略高于自行车、电动车。48.86%的幼儿通勤时间在10到30分钟以内，36.05%的幼儿通勤时间小于10分钟。此外，有1.90%的幼儿通勤时间在60分钟以上，13.19%的幼儿通勤时间在30到60分钟内。
从图2可知，相比幼儿园与幼儿居住地距离，幼儿园质量是更多家长选择园所时所考虑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幼儿园教师素质，其关注人数比例高达78.89%。其次是幼儿园教学质量与环境设施，再次是幼儿园安全性。距离排位较为靠后，其关注人数比例为52.49%。可见，虽然就近入园是家长选择幼儿园时的重要原则，但实际上有54.78%的幼儿并未就近入园。47.98%的家长所能接受的幼儿园离家距离为500米到2000米，能够接受2000米到5000米的家长所占比例也较高(见图3)。这表明家长在注重幼儿园质量的同时，对距离的要求有所放宽。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虽然长春市幼儿园分布较为合理，幼儿园与幼儿居住地空间匹配性较好，但是多数幼儿并未在其居住地附近入园，幼儿入园与居住地（即幼儿所选幼儿园与幼儿居住地）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不匹配性。
（三）研究内容
1．幼儿园不同缓冲区范围内幼儿入园率视角的空间匹配性研究。运用ArcGIS软件的“Buffer”工具得到各幼儿园500米、1000米、1500米缓冲区。统计各幼儿园所有幼儿数量，以及500米、1000米、1500米缓冲区内选择该幼儿园的幼儿数量，由此计算各幼儿园500米、1000米、1500米缓冲区内的幼儿入园比率（即某幼儿园缓冲区内选择该幼儿园的幼儿数量／该幼儿园所有幼儿数量），然后据此分析二者空间匹配性。
2．浪费性通勤视角的空间匹配性研究。浪费性通勤最早由经济学家哈密尔顿（Bruce W Hamilton）于1982年提出。他选用负指数模型描述居住地和工作地的密度分布，发现两者都由城市中心向边缘递减。由于就业的分布总是比居住人口的分布更倾向集中于城市中心，数学上则表现为就业密度分布函数的递减程度比居住人口密度分布函数更陡一些。因此，哈密尔顿认为居民上班的最优通勤方向总是城市中心。怀特(M J White)曾对哈密尔顿的计算结果表示怀疑，认为其值并不高，并通过线性规划模型测算美国25个城市浪费性通勤值验证了这一点。斯摩尔(Kenneth A Small)和宋（Shunfeng Song）则基于更小的地理单元采用同样的线性规划模型分析了洛杉矶的通勤数据，浪费性通勤计算结果比哈密尔顿所得数据要小一些。总体而言，多数学者计算结果均较高，但究竟多少是浪费性通勤，至今仍有争议。不论采取什么算法，涉及什么空间单元，浪费性通勤反映的实质是：居民实际通勤距离（或时间）与最小通勤距离（或时间）之间的差距。随着GIS技术的发展，只要能够获得工作与居住地地址，运用ArcGIS软件即可计算浪费性通勤，其数据模型如下：
其中，Wc代表浪费性通勤，即通勤多花费的距离（或时间）百分比；A代表实际平均通勤距离（或时间），S代表最佳平均通勤距离（或时间）。以往浪费性通勤计算均假设居住地可以任意调换，即根据就业地选择居住地，以降低通勤成本。然而，根据工作地任意调换居住地的情况在中国似乎并不现实，根据幼儿园更换居住地的现象更为稀少。因此，本研究的假设前提是幼儿可以任意调换幼儿园，就近入园的通勤距离与时间即为最佳通勤距离与时间。
3．通勤流视角的空间匹配性研究。“通勤流”是一种动态的网络空间，由各种要素流运构成的网络及网络节点组成。在这样一个动态的网络空间结构中，其要素流可以是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而网络节点更是包罗万象，例如城市、区域、公司、工厂、银行、证券、商店（包括虚拟的网络商店），乃至个人（特别是社会精英）。由于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均发生在工作与居住场所及其通勤过程中，所以工作与居住场所及其通勤过程是社会网络的重要方面。同时，社会网络又是通勤流中重要的动态网络空间，因此城市居民工作、学习与居住地及其通勤过程成为通勤流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四）研究方法
通勤流视角下的城市空间结构因流动而相互作用并构架，流是被强调的第一要素，社会经济等属性则成为影响流的因素，而不是直接的研究对象。本研究将通过划分幼儿园服务区，从通勤流视角分析幼儿通勤流组织模式，进而分析幼儿入园与居住地的空间匹配性。
首先，运用ArcGIS软件得到各幼儿园泰森多边形，根据泰森多边形特性以及幼儿就近入园的原则，每个幼儿园对应的泰森多边形即可作为该幼儿园合理服务区。根据幼儿通勤流流量、流向与通勤流长度，通过空间连接工具统计幼儿园服务区内外的幼儿通勤流组织模式。
泰森多边形由荷兰气候学家泰森(A H Thiessen)提出，用于描述离散分布的气象站的降雨量及平均降雨量，即将所有相邻气象站连成三角形，作这些三角形各边的垂直平分线，于是每个气象站周围的若干垂直平分线便围成一个多边形。用这个多边形内所包含的惟一气象站的降雨强度表示这个多边形区域内的降雨强度，并称这个多边形为泰森多边形。泰森多边形的特性是：每个多边形内仅含有一个离散点数据、多边形内的点到相应离散点的距离最近。
然后，运用通勤流节点总输入与输出联系原理，得到各节点（幼儿园）总输入输出联系与职能。其中，对于某幼儿园而言，在其服务区内，流向该幼儿园的幼儿通勤流总量即为该节点（幼儿园）的总输入联系，而流向其他幼儿园的幼儿通勤流总量即为该节点（幼儿园）的总输出联系。本研究将采用总输入联系比率（总输入联系与总联系之比）与总输出联系比率（总输出联系与总联系之比）进行分析。
最后，总输入量比总输出量即可体现该节点功能，如果比值大于1，该节点（幼儿园）为输人性节点，即其服务区内幼儿通勤流多流向该幼儿园，幼儿入园与居住地空间上较为匹配；如果比值小于1，该节点（幼儿园）属于输出性节点，即其服务区内幼儿通勤流多流出该范围，幼儿入园与居住地便形成了空间上的不匹配性。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各幼儿园缓冲区范围幼儿入园率视角的空间匹配性
首先计算各幼儿园500米、1000米、1500米缓冲区内幼儿入园比率，结果见表3，然后计算空间分布特征及幼儿居住地密度，结果见图4。
从表3可知，对于幼儿园500米缓冲区而言，入园比率超过50%的幼儿园仅有3家，入园比率超过30%的幼儿园也仅有11家。约80.72%的幼儿居住地不在其所选幼儿园的500米缓冲区范围内。对于幼儿园1000米缓冲区而言，幼儿入园比率有所增加，但仍较少，其中人园比率超过80%的幼儿园只有4家，入园比率超过50%与30%的幼儿园数量分别为16家、29家。可见，居住在幼儿园1000米缓冲区范围内的幼儿数量也较少，仅占所有幼儿数量的37.53%。对于幼儿园1500米缓冲区而言，也仅有3家幼儿园达到了90%以上的入园比率，超过80%的幼儿园有5家，超过50%与30%的幼儿园数量分别为21家、34家。可见，仍然有多数幼儿居住地超过其所选幼儿园的1500米缓冲区范围，其规模占所有幼儿的51.5%。综上所述，给定幼儿园缓冲区内幼儿入园比率均较低，多数幼儿居住地不在给定缓冲区范围内，这说明幼儿人园与居住地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不匹配性。
给定缓冲区范围内人园比率较低的幼儿园多分布于人民广场与文化广场周边，从城市中心到外围，幼儿园入园率呈“低一高一低”的分布态势，此外城市西北部边缘人园率偏高（见图4）。由此可知，总体来说，幼儿人园与居住地空间不匹配性从城市中心到外围呈现“高一低一高”的分布态势。入园率较低的幼儿园多为单位幼儿园，如省政府三幼、市政府二幼、市委机关幼儿园等，这类幼儿园多分布于人民广场与文化广场周边的城市中心，其分布之处幼儿居住地密度普遍较低，这一点恰好印证了单位大院解体所导致的幼儿入园与居住地空间不匹配性。
（二）浪费性通勤视角的空间匹配性
首先，根据幼儿实际选择幼儿园的情况，运用ArcGIS中“OD工具”计算幼儿上学的实际最短距离平均值，同时依据每个幼儿就近选择幼儿园的原则，运用“Closest Facility工具”计算每个幼儿上学的最短路径及其平均值，结果见图5。
然后，根据每类通勤方式相应的行驶速度，计算不同通勤方式下幼儿上学通勤时间。机动车（包括电动车）行驶速度按《城市道路设计规范》与《道路交通安全法》赋值；人的平均步行速度约4-7千米／小时，自行车行驶速度一般为10-15千米／小时。不同通勤方式行使速度具体取值见表4。从表2可知，选择其他通勤方式的幼儿只占所有通勤方式的0.71%，因此不予考虑。
最后，计算实际入园情况下的平均最短通勤距离与时间、就近入园原则下的平均最短通勤距离与时间，运用公式(1)计算幼儿浪费性通勤距离与时间，结果见表5。
从表5可知，从通勤距离来讲，幼儿入园存在59.94%的浪费性通勤；从通勤时间来讲，存在50.87%的浪费性通勤。这意味着如果幼儿就近入园，将少花费59.94%的通勤距离和50.87%的通勤时间。可见，从通勤距离与时间来讲，幼儿浪费性通勤程度均较高，幼儿人园与居住地存在较大程度的空间不匹配性。
（三）通勤流视角的空间匹配性
根据幼儿通勤流流向、流量及通勤流长度，运用通勤流节点总输入与输出联系原理，得到各节点（幼儿园）总输入输出联系（见图6）与职能（见图7）。输入性节点（幼儿园）与输出性节点分别为15家、32家，前者还不到后者的1/2。可见，多数幼儿通勤流均流出其对应幼儿园服务区，幼儿入园与居住地存在较大程度的空间不匹配性。
输入联系比率较大的节点（幼儿园）围绕城市中心分布(见图6(a))，其中高档小区偏多，如南湖广场周边、南湖大路沿线小区、亚太大街沿线小区等，附近幼儿园多为办学质量较高的民办幼儿园或单位幼儿园。输出联系比率较大的节点（幼儿园）多分布于人民广场、文化广场、火车站周边的城市中心(见如图6(b))，这类幼儿园多为单位幼儿园。此外，亚泰大街（自由大路以南段）沿线、城市外围的北部区域、西南部区域以及东环城路附近分布也较为集中，这类幼儿园多为民办幼儿园，其办学质量较单位幼儿园差。输出联系比率较大的节点（幼儿园）意味着其与幼儿居住地空间不匹配性较强。以上分析验证了单位大院解体与幼儿园质量所造成的幼儿入园与居住地空间不匹配性。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发现长春市幼儿园分布较为均衡、幼儿园与幼儿居住地空间匹配性较好，但是幼儿实际人园与居住地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不匹配性，多数幼儿未选择其居住地附近的幼儿园，这表明长春市幼儿入园极化现象较为严重。办学质量高的幼儿园，特别是公办性质的单位幼儿园入园儿童多，民办园则生源不足，甚至只能维持运营。然而现有公办性质的单位幼儿园通常规模较小，停车设施不足，幼儿园周边早晚拥堵情况极为严重。因此，幼儿园分布应遵循平等性原则，提倡“居住地入园”，并应至少从以下方面进行优化：
第一，降低公办性质单位幼儿园的入园门槛。由于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主要投入公办幼儿园，有些公办幼儿园甚至走高端化和精英化办学模式，但通常只有本单位职工幼儿方可享受这种优质廉价的学前教育，单位外的幼儿人园成本则较高，这是有悖教育公平的基本原则的。因此，政府应遵循教育的公平性和公益性原则，取消单位职工幼儿人园的特权，引导单位幼儿园走普惠性发展道路，保障幼儿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基本权益。
第二，提高民办幼儿园办学质量。政府应加大财政力度扶持民办幼儿园，提高其办学积极性和教育质量，改变民办园教育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缓解“人园难”这一社会问题。民办园的发展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应在坚持教育质量和公益性的前提下，鼓励民办幼儿园创建自己的品牌，树立自己的社会形象，提高教育质量与社会声誉。
第三，成立专门的学前教育管理机构。政府的制度支持是发展学前教育事业的坚实后盾，但是由于学前教育一直被忽视，导致现在问题众多。因此，有必要在将来条件成熟时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教育主管部门应设立专门的学前教育管理部门，对所有幼儿园进行统一管理，促进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均衡发展、公平竞争，促进实现“居住地入园”。
此外，值得说明的是，在计算浪费性通勤时，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最小值计算的假设前提是每个幼儿均按就近原则选择幼儿园。如果样本数量增加，即幼儿园数量增加，那么幼儿就近入园情况下的平均最短通勤时间和距离均会变小，浪费性通勤计算结果则会高于本研究的计算结果。由于本研究只选取了长春市385所幼儿园中的47所，因此实际情况下的浪费性通勤一定大于本研究的计算结果。本研究对大量调查问卷信息仍有待进一步挖掘，在分析长春市幼儿人园与居住地空间匹配性后，应针对其形成机理进一步研究，探讨幼儿园规模与办学质量、父母收入、幼儿园选择意向、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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