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桃1，2
（1.四川大学 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2.中山大学 旅游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我国遗产旅游近些年来发展势头迅猛，我国遗产旅游地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核心吸引物、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旅游目的地。我国遗产旅游地类型多样，而“世界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殊荣无疑是对其价值的最高认同。从我国所入选的世界遗产项目标准看，有区间分布特征，与自然遗产相比世界文化遗产显著胜出。第一批44处国家风景名胜和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以凸显国家政治因素和传统文化符号为主而入选。文章详细解读了我国遗产旅游地的入选标准及分布特征，试阐述了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影响因素，并从组织行为学角度揭示其价值认同影响机制是由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影响因素共同作用构成的复杂循环反馈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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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权力话语；影响机制
中图分类号：F591.9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5－００89－05
收稿日期：2015-03-15
作者简介：林晓桃(1985-)，女，浙江温州人，四川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跨界旅游、文化遗产、旅游文化等。
一、引言
当下，遗产旅游地已构成全世界各个国家旅游产业的最主要形式。旅游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完善的遗产旅游地研究体系，遗产旅游地的概念与定义还没有确定统一，本论文中所研究的遗产旅游地特指以遗产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我国遗产旅游地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国家风景名胜区、世界地质公园以及历史文化名城等多种类型，已经成为我国占最大比重的旅游目的地。
价值，在哲学上第一层次是关系，这层意思解释的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的需要和满足的相互联系，也就是事物（客体）能够满足人类（主体）的某些单方面或多方面的需要。第二层次，价值展现的是一种属性范畴。包括：社会性或者主体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相对统一；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相互统一[1]。马克斯·韦伯说：人们若无法对世界表达态度，则尽管多绚烂繁华的世界，也是无价值可言的。[2]源自多方面、多层次的评价可以在遗产这儿找到：如个人、家庭、家族、地方、族群、国家、国际。这里所谓的“对遗产的态度”也就是对遗产的价值认同。换句话说，人类（即认同主体）认为遗产（客体事物）多多少少、高高低低的价值。海因里希·李凯尔特说：价值其本意为何物，不能在具体形式上得到确定答案，然而，却可以是人类思量宇宙的工具。[3]那么，我们也难以评定遗产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对其价值认同可以来丈量遗产、历史文化以及社会政治、权力话语等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内在关系。价值认同的可解释为特定的群体中，对某些指定客体事物的价值所在而形成的共同理解。因为认同主体的多样性，遗产旅游地（即以遗产作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的价值认同也就具有多元性特征，且受多重因素相互复杂影响制约。[4]
二、我国遗产旅游地入选标准及分布
至今我国已形成一套囊括九大类的自然与文化遗产旅游地体系，总保护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近20%。世界遗产地、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遗产旅游发展的重要依托，是我国遗产旅游地体系中级别最高、价值品味最高的旅游目的地。特别是优先入选成为我国“世界遗产地”、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遗产旅游地更是对其价值的最高认同。
（一）我国世界遗产地遴选标准及分布
自我国于1985年参与《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行列以来，截至2015年3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被批准入选为《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世界遗产共有47项（包括自然遗产10项，文化遗产33项（其中文化景观4项，跨国项目1项（丝绸之路）），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在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意大利（50项）。我国是世界上具有世界遗产类别最完全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与澳大利亚并列，均为4项）。
《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OperationalGuidelines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WorldHeritageConvention）作为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判与认同的10项入选标准随版本的更新不断修善。这10项遴选标准按罗马字母I-X依次编号，根据2005年以来的修订版本，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是前I-VI共6项，而世界自然遗产遴选标准是后四项，也就是第VII-X项。可在我国世界遗产地遴选标准统计表（见表1）：名单中，世界自然遗产项目远远少于世界文化遗产，清晰体现在其遴选标准采用之少。
世界遗产的申报，按年份我国可归纳为三个区间。第一区间是1987年～1995年（突变区间），由于这时期的申报具有无规律性，具体是：1987年成功申报6项(包括1项双重遗产)，1990年成功申报1项(双重遗产)，1992年成功申报3项自然遗产，和1994年成功申报4项；而1988年、1989年、1991年、1993年和1995年这5年都无项目成功。第二区间是1996年～2000年（渐变区间），具体情况是：1996年成功申报2项(含1项双重遗产)、1997年成功申报3项、1998年成功申报2项、1999年成功申报2项(包括1项双遗产)、2000年成功申报6项(含2项扩展)。第三区间是2001年以来（平稳区间），每年成功申报都不大于2项（扩展项目除外）。
有3个重要因素影响着我国世界遗产的成功申报和所表现的特征：首先，自然遗产项目数量显著缺失，如2002年之前有且只有1993年入选的3项自然遗产，这说明在2002年前中国对自然遗产的认同与重视远不及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关注。其次，这也说明我国之前对于世界遗产的申报远远不够重视。旅游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驱使地方政府开始积极申报世界遗产，而这之前，地方政府甚至由于担心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后带来的限制政策和清理责任而反对申报，没有积极性或积极性低落。第三，2001年之后我国遗产成功申报进入缓和状态，这与《凯恩斯决议》、《凯恩斯-苏州决议》和世界遗产委员会政策的驱动和限制密切相关，我国也开始向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共同重视的方向发展，（《凯恩斯-苏州决议》限定每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两项，且其中一项为自然遗产）。
（二）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入选及分布特点
我国对风景名胜区的概念是有观赏、文化或者科考价值，自然、人文景观较集中，环境优美，可以提供人们观光或进行科学考察等文化活动的场所。中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我国风景名胜中汇集资源最为突出、遗产价值最高的地域。亦是政府支持度最大、学术研究范围最广、公众游憩观光参与人数最多的区域。所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这块招牌含金量也相对最高，是由国务院直接审批的。为了加强保护风景名胜资源，更好的实行风景名胜区的管理，在1982年国家国务院建立了中国风景名胜区管理体系，并审批通过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44处（2007年前称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中国首批44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分布广泛，在全中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空间凝聚型分布，高密度集中在豫皖鄂、江浙、及资源禀赋优越的川滇等区域；均衡性较低，区域间、省际间分布差异较大（如表2所示）。分布特点上，山岳类数量居多。这是由于丰富多样化的地貌构成了风景名胜区的自然景观多样性，是风景名胜区中历史文化的载体。中国崇拜山岳的历史悠久，山岳和民俗、人文、宗教密切结合而形成特有的中国式的山岳文化，比如五岳都是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帝王祭祀的神圣之地。人文景观风景名胜区，政治因素是最最重要的一股影响势力，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人文景观特点为主的主要集中分布在古代中心城市边缘。在中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发展的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等因素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国风景名胜区的地域分布[5]。
（三）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分布特点
1982年“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其目的是为了保护那些曾经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近代革命运动和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的重要城市及其文物古迹免受破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我国第一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于1982年2月8日公布，并对这些城市的文化遗产进行了重点保护。我国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确立与批复，按照其特点主要分为古都型、传统风貌型、近现代史迹型、风景名胜型、地方及民族特色型、特殊职能型等六类，并呈现南多北少的特征分布（表3）。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五千年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传承、发扬的一种载体，特别是对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重点保护直接反映出国家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同与保护导向的宏观把握。
三、价值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
从组织行为学角度来分析，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的实质是组织间关系（Inter-organizationalRelationships）在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中的体现和应用。本论文中所探讨的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的影响因素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面。每个层面的因素均直接或间接地对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微观因素对组织间关系有促进或抑制作用。[6]而宏观尺度因素（国家权力宏观背景）的影响施加于中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并通过中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对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起决定作用。因此国家权力宏观背景因素不容忽视，国家权力、政治、文化背景与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之间关联性应得到我们研究者重视。
（一）宏观影响因素
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宏观影响因素涉及国家权力层面，具体包括国家政治文化、民族认同、国家形象树立与传播等因素。
遗产申报权、审批权、资源控制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带有浓厚的国家政治权力色彩。权力的一个最重要来源是对资源的审批。遗产旅游地的价值在被认同前期，遗产要经过一套价值话语（DiscourseofValue）的判断。价值话语，不仅仅只是进行简单的语言描述，还也暗示了话语评判和所期望的显示间的相互联系，遗产是否被认同与保护直接受到其有没有价值或者价值的多少来决定。“遗产”这个词语自身也是一个意味深远的价值话语，它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对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更多地表现为一系列的国家政治权力话语，它指引着决定着该遗产的走势与将来。[4]
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是来说,文化认同是其国家走向迅速发展之路的至关重要的桥梁。奈斯比特说,一个国家在不断走向全球化之时,就会更加关注自己的文化符号和所体现出来的国家特征,国家的价值取向将会越来越倾向于展现与光大自身文化特质和自身的高价值遗产。[4]国家认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文化符号建构来实现的，因此，入选为我国“世界遗产”、“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都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特征的地域。
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是各个民族对作为共同体的国家的情感依附和归属认知。各民族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演变成我国如今的各类遗产旅游地。民族国家不仅必须拥有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体制和明确的国家边界线等,还必须具备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审美情趣、共同的道德规范等诸多内容的记忆性共同体。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共同记忆来源于该国国内多元民族的历史记忆的综合与融合。[2]遗产成为民族认同的终极表现，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民族多元文化艺术的发展与形式，反映了一个国家或民族对自身特性的认同与融合。
遗产是一种“选择性的历史回忆”。它可以帮助人们追忆曾经的荣耀与光荣，强化历史的成就感与自豪感。特别是在传媒神话盛行的今天，现代传媒将这种值得珍惜的历史记忆加以进一步张扬、凸显和强化。遗产旅游可以帮助政府影响公众观点，获得公众对国家目标的支持，形成对国家的良好印象，产生对遗产地所在国家的认同。传播是贯通遗产旅游地和国家形象的一根中枢神经。遗产旅游地首先被作为传播国家形象的载体来考查，是国家形象的传播渠道和传播语境；国家形象作为这种传播的过程和结果，不在囿于跨国政治宣传或后殖民主义话语的冲突范式，在遗产旅游地中展现的是另一种图景。简言之，遗产旅游地传播的是自身语境中特定的国家形象。
（二）中观影响因素
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中观影响因素涉及地方政府与遗产主管单位等组织层面。我国已大致形成九大类自然和文化遗产地管理体系，这些自然和文化遗产地的管理权限分别归属于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其中，国家林业局负责管理国家湿地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住建部负责管理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和风景名胜区；国家国土资源部负责管理地质公园；国家文物局负责管理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旅游局负责管理A级旅游景区；水利部负责管理水利风景区。在九大类自然和文化遗产地管理体系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含金量最高的牌子之一，由国务院直接审批。1982年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本应有45个景区，但后来没有张家界，这是由于张家界属于林业局管辖，而主管单位当时不愿放手。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说，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权主要还在当地政府手中，而其他遗产系统的审批项目，用人权、管理权多集中在直属部委。
地方政府、遗产主管单位成为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因素另一重要原因在于：遗产具有政治性的暗示，遗产已经成为各级行政主管部门“业绩”的重要考量标准。这表明，遗产成为地方政府与相关主管部门通过行政法规、行政管理、行政手段等实现良好业绩来获得政治上认同的重要工具。[2]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各级政府实现行政绩效的巨大能量来源于大规模的群众旅游，因为“遗产旅游”已经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风向标。旅游被视为引导遗产进一步发展的旗舰，遗产的价值认同是一种为了实现旅游目的而选择的特殊认同方式。反过来，管理方面的成就感和行政事业的重要性又因旅游事业的发展得到强化。当行政管理把遗产旅游地看成一种品牌时，表现出遗产申报的积极性，从而加剧行政权力的运用。任何事物一旦被纳入操作程序，便受到各种相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约束。遗产的命运与地方政府行政化的发展和效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原有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变。
（三）微观影响因素
微观因素涉及遗产旅游地的社区层面，包括当地社区和相关企业等因素。每个遗产都具有“地方性”，这里的地方性是指遗产的地理位置与场所。地方社区会将其自身的遗产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财产，而没有关切财产的属于全人类的世界性。[6]《世界遗产名录》在“地方性”上的相关约定有:（1）相同的历史或者文化构成；（2）在地理上的相同特点、相同类型的遗产；（3）在地质形态上，相同生物、地理、省份或相同生态系统类型构成，且是一个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密不可分的系列遗产。[7]也就是说，遗产是一类区域地方性资源，因而具有某种价值认同。
因此，尊重、强调、发挥遗产的社区主体价值是遗产旅游地被完好利用和保护的战略之基石。遗产旅游地从申报、审核到成功后的旅游产业发展于保护都离不开当地社区居民的支持。如开平碉楼在遗产申报过程中，由于碉楼的产权归居民个体所有，在他们没有托管之前，政府无权对其进行必要的维修改造和相关的管理。因此，需要社区居民的良好配合将碉楼产权托管给政府进行管理。当地的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如皖南古村落在世界遗产申报过程中，宏村的具体管理单位京黟旅游开发总公司对宏村申报世界遗产大力支持，并对编制保护规划和整治村落环境给予经济支持，对遗产申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价值认同的影响机制
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影响机制则可以解释为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各个影响因素和利益相关者及其相互间为达到共同目的或得到共同结果，彼此相互影响的一种联合作用之原理。[8]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宏观因素之于中观因素的影响，中观因素之于微观的影响，通过价值认同主体的参与深刻影响着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呈现状态，从而决定着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进而在宏观和中观因素叠加影响下构成了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影响机制。同时，社区微观因素和组织中观因素交互作用，使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呈现出国家内部的时序演变和区域之间的空间差异。从以上两个层面的意义上来说，微观因素对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具有辅助作用，而中观因素是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差异性成份的根因，宏观因素则在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过程中处于决策地位。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在接受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尺度因素影响的同时，会通过对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呈现状态的作用力而逐层对微观、中观和宏观产生重要的反馈影响力，并把我国遗产旅游地推进到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对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的循环作用力。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知，我国世界遗产入选标准以符合世界文化遗产标准显著居多，且在时间序列上呈阶段性特征。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44处和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多是以凸显国家政治因素和传统文化符号为主而入选。研究表明，我国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是由国家权力层面宏观因素、组织层面中观因素和社区层面微观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复杂循环反馈系统（如图1）。国家权力层面宏观因素包括国家政治文化、民族认同、国家形象树立与传播，对遗产旅游地的价值认同起决策作用；组织层面中观因素包括起着重要的运行作用力的地方政府和遗产主管单位；社区层面微观因素包括起辅助和支持作用的当地社区和相关企业。在现实实践中，对我国遗产旅游地价值认同的影响因素还有众多，如相关遗产专家、学者对遗产申报的启动力，遗产旅游者的个体主观认同等，可待进一步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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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唐 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