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
内容摘要 2020年是我国经济转型的最后“窗口期”。面对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转型与改革的时间空间约束全面增强。立足于2020这个中期，准确研判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调整好经济新常态。把握增长、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关键要谋划好“十三五”在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升级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其一，社会资本要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力量；其二，加快推进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进程；其三，加快推进服务业发展相关的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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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十三五”服务业大国 经济转型 结构性改革 2020
作 者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海口 570311）
当前，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我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与经济转型趋势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总的看，“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后“窗口期”：化解短期增长压力的希望在2020，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在2020；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节点在2020。如果把握好2020这个“中期”，就能奠定未来10—20年可持续增长的坚实基础；如果错失2020“中期”这个重要历史机遇期，就会失去经济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从而带来系统性的经济风险。这要求我们：跳出速度看结构；跳出政策看体制；跳出短期看中长期，着眼于2020经济转型升级和改革攻坚的实质性突破谋划好“十三五”。
2020:经济转型的最后“窗口期”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特定背景下，留给经济转型的时间空间有限。2015～2020年这6年，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节点，是从工业主导走向服务业主导的历史节点。
1．国内经济矛盾与风险增大倒逼经济转型
（1）经济运行的矛盾风险明显增大。这不仅表现在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以及地方债和房地产泡沫可能引发的经济风险，而且也反映在结构调整滞后、生态环境危机因素增多、创新能力不足等结构性矛盾加大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当前，一些行业实体经济的效益不断下滑，资金周转困难，整体负债水平高。实体经济风险直接导致财政金融风险，若不及时解决，有可能引发系统性经济风险。“十三五”能否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不仅对缓解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关键，而且对化解中长期经济风险至关重要。
（2）低成本优势明显减弱。从总体上看，以往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传统要素供求关系日益趋紧。从劳动年龄人口变化趋势看，一方面，劳动力红利基本消失，劳动力成本近两年每年以10%—15%的速度上升；另一方面，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减弱。人口老龄化加快，60岁以上人口比重已经超过15%，劳动年龄人口近两年开始下降，这就使得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企业成本不断加大。 “十三五”能否推动科技创新不断取得新突破，培育出新的全球竞争优势至关重要。
（3）资源环境约束明显趋紧。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正在全面凸显：一是环境承载力达到或接近上限；二是民众对环境的承受能力接近极限。目前，全国70%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水污染的问题比较普遍。环境污染不仅威胁老百姓的健康问题，还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导火索。顺应全社会对“APEC蓝”的期待， “十三五”能否走出一条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至关重要。
（4）社会矛盾和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贫富差距依然较大，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固化引发的社会利益矛盾与社会冲突有所增加。由于公共服务仍然短缺、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社会不公、社会信用缺失等，导致社会问题增多，老百姓抱怨增多，群体性事件增加。过去经济高速增长“一俊遮百丑”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经济下行有可能使某些潜在的社会矛盾加大并日益凸显。 “十三五”能否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走出一条包容性发展的新路至关重要。
2．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催促经济转型
（1）国际产业分工格局调整催促经济转型。国际产业分工格局调整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很大压力。最近两年，欧美制造业回归和扩大出口，使我国与欧美的经济关系由原来的互补为主，逐步变为竞争与互补并存，互补性减弱，竞争因素逐步增多。
（2）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催促经济转型。我国高度重视新一轮科技革命，信息化与产业变革深度融合，使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增长空间都正在或即将发生某些颠覆性的变化。麦肯锡公司在2013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预测，到2025年，互联网、新机器人等12项重大科技发明对全球经济的直接影响将达到14～33万亿美元；可以产生16～40万亿美元的新增经济价值。这场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变革，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出严峻挑战。如果“十三五”我国不能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大趋势，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就会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
（3）国际能源格局变化催促经济转型。国际能源格局变化给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带来了巨大压力。美国能源的自给率从2008年的76%提高到2013年的84%，对欧佩克的原油依赖度大幅下降至38%，并提出到2030年风力发电占用电总量的比例不少于20%。欧盟计划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总消费的比例达到27%以上。相比之下，由于我国仍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主，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超过欧美的总和，人均排放量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在“十二五”规划的所有约束性指标中完成程度最低的有可能是环保，估计“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氮氧化物排放减少”两个环保指标的完成率很有可能均不会超过50%。如果“十三五”我国不能在解决环境污染方面有大的突破，不仅将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增多，还会面临较大的国际压力。
（4）世界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催促经济转型。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当前，美国主导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提出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和投资规则，涉及我国一半以上的出口贸易产品。在这个背景下，我国只有加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力度，改变出口贸易结构，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才能把握国际经贸的主动权，应对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变化带来的挑战。如果“十三五”我国不能抓住机遇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对外开放就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3.2020：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
（1）跳出速度看结构。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既有增长周期的原因，也有发展方式的问题。客观地看，这些矛盾和问题大都与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直接相关，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到位密切相关。由此，不仅要着力缓解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而且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在“十三五”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济新常态，从短期看是速度问题，从中长期看是结构问题和发展方式问题。我国经济进入6%~7%左右增长的新常态，不仅是增长速度上的新常态，也是经济结构上的新常态。要通过加快结构性改革，形成投资消费关系的新常态、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新常态、以人口城镇化为主线的新型城镇化新常态、创新驱动新常态。不能因为短期内经济增速扰动而放弃中长期转型改革的目标，尤其需要防止以增长速度取代结构调整的倾向。
（2）跳出政策看体制。以往依靠政府主导和全面政策刺激拉动GDP增长的边际效应明显递减，难以为继。当前化解经济下行压力，主要不应靠政策刺激，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啃下结构性改革这块“硬骨头”；打好以转型升级为主线的改革攻坚战。
（3）跳出短期看中长期。2015—2020年这6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节点，是经济转型升级的临界点，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期。也就是说，化解短期压力的希望在2020；走向经济新常态的历史新起点也在2020。如果谋划、把握好2020这个“中期”，加快以转型升级为主线、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经济转型与改革，不仅能有效化解短期的经济矛盾与风险，也将为经济中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坚实基础。如果错失2020“中期”这个重要历史机遇期，我国就会失去经济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
2020:经济转型升级的总体趋势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增长速度的换档，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突出特点。 “十三五”把握经济发展大势，重在顺应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1业转型升级：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
作为13亿人的大国，实现“中国智造”，是工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总目标。由制造业大国变成以智能化为重点的先进制造业大国、强国，我国工业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与历史性挑战。
（1） “十三五”是我国从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的关键5年。如果我国仍是世界工厂，还是进行一般性的制造加工，即使做大了经济总量，也仅仅是一个大国，而不是强国，在多方面仍将处于一个被动的局面。目前，对我国工业化所处阶段有不同的判断。有人说到了工业化后期，有人说到了中后期，也有人说仍在中期。笔者认为，就全国总体情况看， “十三五”是我国从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的关键5年。
一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将成为国家的核心战略， “十三五”最重要的一个导向性战略，需要全面实施，加快推动工业的转型升级。二是以信息化牵引工业结构升级将有重大突破。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将加快信息社会发展进程，并且成为社会生产力提升的“加速器”。信息化与新技术的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实现新突破。三是“十三五”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及装备制造业将较快发展。“十二五”我国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上取得重要进展，但工业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局面并未有根本性改变。 “十三五”以高铁为代表的制造业可能会发展得更快，将大大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布局的影响力。
（2） “十三五”工业转型升级的突出矛盾是现代服务业占比低，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太低，这是制约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其突出表现在：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有47%左右，而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大都是70%~80%；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15%，而先进制造业强国如德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在70%左右，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75%以上。
（3） “十三五”实现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一是加快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努力把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从15%提高到30%~40%。工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将推动制造业的全球化、信息化、服务化。二是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建设信息中国。三是形成以互联网、智能物流网、综合运输网、智能电网等为主的现代基础设施网络。
2．城镇化转型升级：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
人的城镇化是人口城镇化的必然要求。人的城镇化是方向、是目标，如果没有形成人口城镇化的大格局，农民工没有实现市民化，就不会有全面的人的城镇化。
（1）未来5～10年城镇化仍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这主要是基于两点研判：一方面， “十三五”城镇化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首先，我国从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城镇化率至少要达到60%以上，但目前只有53.73%，预计“十三五”城镇化率仍将以年均至少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其次，2013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6%，而2012年世界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52010左右。“十三五”我国应加大以户籍制度为重点的制度创新，如果202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仍达不到2012年世界人口城镇化率的平均水平，就难以证明城镇化转型升级是成功的。另一方面， “十三五”新型城镇化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第一，农民工市民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载体。第二，新型城镇化建设无论对投资还是消费，都会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第三，在城镇化进程中推动城乡一体化，农村的消费和基础设施建设都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力。我国已经将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作为发展的突出优势。从发展趋势看，我国新型城镇化将成为释放巨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重要载体，承担着扩大内需的重大历史使命。
（2）“十三五”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基本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退出历史；城乡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到2020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要成为历史；加大中小城镇的公共资源配置，初步实现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为什么北京中关村的房子能卖到几万元甚至10万元一平方米？核心问题是，公共资源配置的差距造成居住条件、居住价值的反差。因此，要增强中小城镇对农村转移人口的吸引力，关键是公共资源配置要有明显改善。
（3）探索改变城乡二元制度的历史性突破。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看，至少要实现“三个统一”：一是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规范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探索完善农民承包地流转制度、宅基地有偿退出制度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二是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共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总体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这一目标，重在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即制度统一、底线大致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三是城乡统一的人口政策。2020年，老龄化社会快速到来，城镇化较快发展，应当而且有条件在城乡统一实行放开“二孩”的人口政策。
3．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
（1）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阶段性特征突出表现在：一方面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生存型消费主要是吃饭穿衣的基本消费，发展型消费主要是教育、医疗、健康、文化、环境等服务消费。当前，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正由耐用消费品为主向服务消费为主转变。例如，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娱乐三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的比重，已从1985年的12.8%上升到2013年的34.1%。预计到2020年，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将提高到40%～45%，一些发达地区甚至可能达到50%~60%。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正由生活必需品为主向耐用消费品为主转变，而且对服务型消费需求正逐步增大。另一方面，从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的升级。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们对绿色消费、信息消费、便捷消费等新型消费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例如，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电子商务、物流快递等新型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新型消费增长很快。2012年我国信息消费为1.7万亿元，同比增长29%；2013年，信息消费规模达到2.2万亿元，同比增长28%；2014年上半年，信息消费规模达到1.34万亿元，同比增长20%。预计“十三五”新型消费年均增长仍将保持在15%~25%。
（2）消费结构升级带来巨大的消费市场。一是消费结构升级拉动消费的较快增长。扣除物价因素，近些年我国消费年均增速为10%～12%，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十三五”随着消费供给创新和消费环境的改善，年均消费增速仍将不低于两位数。二是消费结构升级扩张消费需求总规模。首先，消费结构升级带来新的消费大市场。根据麦肯锡公司2012年公布的报告，2011年我国医疗市场的规模是3700亿美元，估计到2020年将高达1万亿美元，我国将成为全世界医疗市场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其次，从消费总规模看，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1年仅为18.4万亿元人民币，2014年达到26.2万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45～50万亿元人民币，我国用6年左右的时间将实现消费规模的倍增。三是消费的阶段性特点突出。在消费结构升级的特定背景下，消费的特点也有所变化。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生存型消费阶段“一批一批消费者”的时代将成为历史，服务型消费阶段“一个一个消费者”的时代开始到来。
（3）以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内需。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大趋势，重在推动消费驱动的经济转型，创新消费供给，适应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形成安全消费的市场环境。
2020：走向服务业大国的大趋势
从工业、城镇化、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趋势看，2020年我国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走向服务业大国的客观基础开始形成。实现这一转型，既可以在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形成7%左右的经济增长新常态，又能够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创造有利条件。
1．走向服务业大国的趋势逐步形成
（1） “新低”与“新高”。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正处在重要的历史拐点：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增大。2014年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速放缓至7.3%，创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新低。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升级的态势初步形成。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8.2%，创历史新高。虽然其中有制造业下行的因素，但是更反映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预计2015年这一比重有望达到49%以上，比“十二五”国家规划的47%至少高出2个百分点。
（2）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发生变化。现代消费的本质需求是服务。我国进入消费新时代，现代服务消费需求逐步超过传统物质消费需求，已成为消费需求释放与升级的大趋势。近年来，服务业增加值都以年均两位数增长。2001～2013年，扣除价格因素后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6%。预计2015～2020年，服务业增加值仍将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服务业开始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十三五”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
（1） 2020年服务业规模有望实现倍增的趋势。1994～2013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1.6万亿元增长到26.2万亿元，年均增长达到10.3%。2008～2013年，即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5年中，服务业增加值从13.1万亿元增长到26.2万亿元，实现了规模上的倍增。2015～2020年，如果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保持在10%左右，服务业总规模有望扩大到48～53万亿元。
（2）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5%以上是有条件、有可能的。一方面，人口城镇化释放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巨大空间。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大量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或城镇，人口的集聚必然需要生活性服务业的大力发展，餐饮、休闲、交通、商业、家政、养老、教育、健康等需求会日益增大。从现实情况看，我国人口城镇化将推动生活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从以“半城市化”为特征的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这意味着到2020年将有近4亿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将为生活性服务业释放巨大的发展空间。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带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0,77个百分点。以此估算，到2020年即使人口城镇化率仅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也有可能带动服务业比重提高7～8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工业转型升级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注入内在动力。 “十三五”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成为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增强经济竞争力的主要选择。当前，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是通过信息、研发、设计、物流、销售、大数据等生产性服务业，引领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升级。也就是说，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相互融合是一个大趋势，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主要推动力。没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就有可能错失重要的战略机遇。
3．走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新常态
（1）形成中速增长的新常态。中国仍是一个经济转型大国，经济增长新常态取决于尽快形成以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在国内工业产能呈现全面、绝对过剩的条件下，工业增加值占比逐年下降，从2006年的42.2%下降到2013年的37%。同期，服务业占比从40.9%提高到46.1%，2013年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预计到2015年，有可能达到48%以上，超过国家“十二五”规划目标，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增速能否在7%左右稳定下来，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服务业发展潜力的释放，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近几年，中国服务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GDP增长约0.4个百分点。如果未来6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可以带动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左右，为中速增长的新常态奠定重要基础。
（2）形成新增就业不断扩大的新常态。本轮经济增速下降并未导致大面积的失业，重要原因在于服务业的快速增长，逐步成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大多在70%—80%（见图1），而中国只有38.5%，服务业发展的潜力很大。如果城镇化继续保持较快速度，未来6年服务业就业占比有可能达到50%以上，将增加约1.2亿个左右的就业岗位。从近两年的情况看，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未来6年，服务业增加值按年均10%增长测算，每年新增就业将达到1000万人左右。也即，只有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才能形成新增就业不断扩大的新常态。
（3）形成全社会创新创业的新常态。 “十三五”时期，中国能否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上取得重要突破，主要取决于生产性服务业能否快速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生产性服务业直接融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全过程。技术升级与服务需求直接融合，技术升级如果不能反映服务需求变化，就很难产生内在动力、有好的市场前景。企业竞争力与服务质量直接关联，竞争力主要取决于服务环节是否专业化、精细化。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不仅是新一轮创新创业潮的主要推动力，也将为创新创业开辟巨大的市场空间，形成创新驱动新格局的重要条件。
（4）形成利益结构和社会结构优化的新常态。到2020年，中国能否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即由目前的3亿人左右扩大到6亿人左右，使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提高到40%左右，形成橄榄型社会的新格局，关系到中国能否走上公平可持续发展道路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从国际经验看，服务业快速发展将带来中产阶层规模的不断扩大。以美国为例，随着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白领阶层的规模从20世纪40年代的1000万左右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的5000万，30年间扩大了五倍。1980年白领阶层已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未来6年，随着服务业主导地位的确立，中国服务业就业比重有望达到50%以上，到2020年服务业就业的人口将不少于4亿，由此带动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
（5）形成绿色发展的新常态。发达国家在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历史时期，之所以能够系统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重要原因在于经济结构普遍经历了一个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结构变迁。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普遍稳定在70%～80%（见图2），大大减轻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当前，向雾霾宣战，建设美丽中国最重要的挑战是，经济发展对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严重依赖。通过提高服务业比例，可以有效地摆脱经济增长对重化工业的路径依赖，形成绿色发展的新常态。
2020：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的大趋势
我国由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关键在于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和制度创新。这些年，服务业供给瓶颈问题突出，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主要在于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服务业市场供给创新的严重滞后。
1．社会资本要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力量
发展服务业，主体是中小企业，关键是放开市场，重点是激活社会资本。从国际经验看，服务业大都是从小企业开始成长的，大资本的优势并不明显。比如，亚马逊、谷歌、脸谱等国际服务业巨头，相当一部分是在车库中创业的。从国内实践看，以大企业为主做强服务业并不成功，某些大企业靠做大规模进入世界500强，但缺乏对市场需求变化的灵敏反应，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强，恰恰是阿里巴巴这样起步规模小的企业，却在市场竞争中成长为市值接近3000亿美元的大企业。当然，大型企业往往面临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尽快转型的问题；国际上也不乏大企业成功转型的案例。
从产业发展规律看，服务业个性化、差异化程度高，中小服务企业更能够灵敏地反映市场需求，通过公平竞争激活、做大服务业市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尽管发展速度比较快，但同国际水平相比还比较落后。以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为例，发达国家为45～55个，发展中国家为20~30个，而我国平均为16个，只有发达国家的1/3。除了体制及政策因素外，关键问题是服务业市场到目前为止对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开放的程度还很不够。为此，要加快服务业市场对社会资本的开放，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快递等行业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取消某些不合理的经营范围限制，并实现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的转变；实质性打破对社会资本的限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健康、文化、体育等领域；要以发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重点，支持公益性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有所作为；加快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在城镇公用事业领域特许经营权的出让上全面引入竞争机制，在行政系统服务资源配置方面规范完善政府采购。
2．加快推进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进程
从现实看，由于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比较滞后，服务业难以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和服务管理经验，制约了服务业的有效供给，某些服务消费外流的问题比较突出。未来6年，提高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度十分紧迫，需要以发展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为重点，加快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
（1）把提高服务贸易比重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过去我国开放的重点是在制造业领域，服务业开放相对滞后。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约为28%，而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仅为7%。由于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严重滞后，以及发达国家对我国某些服务贸易的限制，服务业难以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和服务管理经验，国内的教育、医疗等服务消费外流的问题比较突出。2014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我国提出了设立亚太自贸区的设想，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开放将成为重点。这既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我国主导亚太自贸区建设的一张王牌。建议明确提出将“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到2020年提高到20%”，作为“十三五”形成对外开放新优势的一个重要目标，以此倒逼服务业开放进程。
（2）把加快服务业开放作为双边多边自由贸易的重点。积极建立并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凡国家法律法规未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全部向外资开放并实行内外资、内外地企业同等待遇；逐步把服务业外商投资审批制改为登记备案制，除国家规定的重大和限制类项目外，对外资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逐步实施备案制度，政府重点把好环境安全评估、事后监管两道关；加快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打破一些国家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壁垒，率先在新兴经济体、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取得突破，加快拓展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金融、信息、物流业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合作，把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作为双边或区域合作的重点。
3．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
（1）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政策调整。尽快全面完成服务业“营改增”改革，切实降低服务业税负，逐步取消对重化工业的投资税收优惠，加大对服务业的财力支持；尽快修订《消费税暂行条例》，启动消费税立法程序，实现由向企业征收转为向居民征收，由“价内征收”转为“价外征收”。
（2）推进服务业发展的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政策调整。 “十三五”要减少对民营信贷机构设立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必要限制，简化进入程序，降低设立门槛和准入标准，从而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机构，促进民间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3）逐步消除服务业与工业要素价格差异。降低服务业用地价格，逐步实现工业用地和服务业用地“同地同价”；探索生产性服务业项目实行缩短土地使用年限的供地方式，以降低服务业发展的投入成本；对经营性服务业的水、电、气收费价格，可以考虑不高于工业用途的价格；对列入国家鼓励类服务业的企业，用水、用电、用气价格应当比照工业企业价格标准执行，逐步实现服务业与工业价格大致相当。
（4）教育体制改革。目前，我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结构调整滞后。总的来看， “十三五”应当把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允许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实行12年义务教育。同时，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转型升级，形成与经济转型升级相适应的教育结构。这里，有几组数字很重要：一是劳动力素质。每万人就业人口中研究人员的比例，美国是91名，日本是100名，德国是79名，我国现在是27名。二是25～65岁成年人中大学生的比例。美国是420，日本是46%，韩国40%，我国仅为10%。三是我国每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200～300万，但每年却有600万大学生就业难。现在看来，不是就业需求的问题，而是教育结构与国民经济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推进教育结构调整，尤其是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应成为教育改革的重大任务。[本文系作者在上海发展沙龙第100期上的演讲修订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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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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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咪、丁守海，服务业：1200万新增就业的希望．中国民商，2014 （5）．
[4]迟福林，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转型与改革。经济参考报，2012.12.6．
[5]周天勇．促进创业和就业的微观动力．中国经济时报，2013.8.22．
[6]江小涓，服务业增长：真实含义、多重影响和发展趋势，经济研究，2011 （4）．
编辑 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