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
内容摘要中国这些年进入经济增速下滑的新常态，但这主要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控而为，不必过于担心。中国面临的国际发展大环境也出现了一些困难，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快速崛起所造成。我们要坚持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着力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要建立在利益共同体基础之上，从以扩大出口为主转向出口与进口并重；从以货物贸易为主转向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重；从以吸引外资为主转向吸引外资与海外投资并重；从以参与全球经济贸易体制为主转向参与全球经济贸易体制与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并重。在此过程中，我们要保持战略自信，培养大国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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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常态 中国对外开放战略 中国崛起 利益共同体 战略自信 大国心态
作 者 龙永图，中国外经贸部前副部长、首席谈判代表，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大学客座教授。 (北京100020)
一
中国这些年来已经进入到习近平同志所讲的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们的外部经济环境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在中国过去长达30年的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之后，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到7.4左右，我们首先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值不值得担忧？很多企业都感到在目前经济下行发展的压力下，企业的发展前景十分渺茫。那么增速下滑到底值不值得担心，会不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回答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前一段时间媒体和很多经济学家都做了不少分析，不外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了，特别是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整个中国外贸增长的速度下滑很快，因为欧美市场开始萎缩了，尽管现在美国的经济开始复苏，但是整个外部经济形势还是不好。所以推断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外部的形势不好，属于外因。二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也反映了中国国内经济出现了重大的问题。比如大家熟悉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像水泥、钢铁这样的产品，再如环保的问题、资源的压力问题等。特别突出的是整个金融改革的滞后，改革多年银行资产仍然占据整个金融资产的80%，这是不正常的。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资本市场发展的问题，始终没有根本的改变。因此，很多人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小微企业发展困难也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重要原因。三是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中国政府主动而为之，自己把它拉下来的。
据我看来，这三方面都有道理，一个是外因，—个是内因，一个是中国政府的主动调控。但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习近平2013年10月7日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APFC工商领导人峰会卜讲了一段话，他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据此而言，中国经济下滑确实是中国政府主动而为之，是为了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中的一些战略性问题，属于从一个更长远的利益出发而提出的经济战略的调整。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我认为不必担心。
首先，下滑的主要原因既不是外因，也不是内部出了大的问题，而是中国政府的主动调控。
由于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时期，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中国的投资需求还很旺盛。说老实话，中国政府如果下决心再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再保持几年是毫无问题的，中国官员搞GDP的能耐很大，只要几个大项目上去，中国经济重回两位数时代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30多年所积压的大量问题，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
其次，中央一再讲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必须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进行，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不会像一个自由落体，无限度地降下去，必须有一个底线。
不久前，我在清华大学也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目前下降到6%左右甚至5%，中国的社会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动荡，大批企业可能会出现破产，这是中国政府绝对不愿意看到的。或者说，中国经济必须要保底，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我们确实是在搞市场经济，也确实讲市场必须起决定性作用；但是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还是有所区别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政府还要起重要作用。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2001年9月17日那天，我们在日内瓦结束了长达15年的谈判，完成了500多页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那天举行记者招待会，当时美国CNN的一个名记就问我这么个问题。他说，龙部长你在过去那么多年讲中国要承诺搞市场经济的时候，始终要加一个帽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现在起，中国已经正式成为全球市场经济俱乐部的成员了，以后你讲市场经济的时候能不能不再加那个帽子。我的回答是，抱歉，帽子还得继续加。因为我们确实搞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样的市场经济关注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也就是说，我们的市场经济是有底线的，政府会拿出最大的力量来确保这个底线，这个底线是要避免大规模的失业和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中国政府有能力保持这个底线，也有决心保持这个底线。
再次，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情况下，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所提高。
比如说，服务业对整个GDP的贡献就提高了很多。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讲过，每个单位的GDP服务业所产生的就业或者说服务业所制造的就业岗位，要比制造业、房地产业及其他行业的单位GDP所制造的就业岗位高30%左右。这说明，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如果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例提高的话，就业就不会受太大的影响。事实也是如此。这两年虽然我们GDP的增长速度放缓了，但是我们的新增就业岗位依然保持在1000万左右。2014年10月，我们已经完成了原先确认的1100万新增就业岗位。只要这样一些基本的标志着不能突破底线的经济指标能够稳住的话，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风险就是可控的。再加上我们还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比如在企业注册制上的改革， “使企业注册更加便捷”，我们仅实行了6个月，新增的注册企业就多达192万个，增加的注册资本金达到9.84万亿元人民币，形成了“GDP下降、就业增加、企业增加”的局面。
所以我在讲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时候，先讲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问题。我们要适应这样一个新常态，而新常态最引人关注的一点，就是GDP的增长速度放缓了。在新常态下，我们要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增强当前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信心，保持一种战略上的定力。因为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形势出现重大误判，我们就不可能制定正确的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对外开放战略是国内经济战略的延伸，就像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伸一样。
二
不仅我们国内的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新的常态，我们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即我们面临的国际发展的大环境也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有些人可能会感到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越来越困难，朋友不多，甚至“四面楚歌”。比如美国、欧洲不断和我们闹别扭，特别是日本和我们对着干，菲律宾、越南也频频制造麻烦。确实，整个国际经济形势特别是我们外部的政治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而我们首先要分析这些变化是如何造成的，只有找到原因，我们才可以评价这些变化对中国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
总的来讲，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所出现的复杂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中国的“成功”所造成的，也就是说，是中国的快速崛起所造成的。中国的崛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前所未料。
中国人世的第二年，2002年就超过了意大利；2006年超过了法国和英国；2008年超过了德国；2010年超过了日本。这种赶超的速度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种高速度的崛起，对全球国家造成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他们“羡慕嫉妒恨”，心情复杂，心理准备不足，需要时间来消化中国的快速崛起。
第二，中国的崛起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几乎与之前大国的崛起完全不同。
这种崛起很容易让他们戴上有色眼镜来看待。换言之，过去大国的崛起几乎都是同一个体制、同一种意识形态兄弟间的崛起，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的大块头，它是凶恶还是善良，对他们而言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中国崛起除了速度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政治色彩非常浓厚。
第三，中国崛起的时机正好处在多数国家经济迅速下滑而我国经济迅速上升的节点。
如前所述，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下滑，包括一些新兴经济体，经济上也出现下滑；而中国这时正好处于上升期。这一上一下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差。为什么全球出现了对中国各种各样的在我们看来并不友好的舆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国的迅速崛起所造成的，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
比如，表面上我们和日本的问题是钓鱼岛的领土纠纷问题，但是更深层的问题正是中国经济超过了日本。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直是亚洲的老大。二战以后，日本在美国的扶植之下，也当了多年的世界老二。日本是个岛国的民族，它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没有自己独立的战略、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思维。或者说，这个民族特点的好处是团队精神很好，而坏处是比较盲目，跟着老大走。如果我们到国外旅行，看到导游拿着一个旗子，所有人都围着导游转的，基本上都是日本旅游团。当然，如果一个导游拿着一个旗子，这个照相，那个上厕所，那也多为中国旅游团。日本这个民族长期存在崇尚强盛、崇尚力量、崇尚老大的战略思维，所以在中国是世界老大的唐宋时期，日本可以说是中国最好的学生，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字里面有那么多的汉字。二战以后，美国迅速崛起，美国扔了两个原子弹镇住了日本，又扶植了二战以后的日本的政权，帮他们制定了宪法。因此日本对美国基本是绝对崇拜，甚至对英文讲得漂亮的人都看高一眼。而现在我们把日本超越了，日本人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的国民特别是年轻人受到很大的刺激。我们要看到在目前中日这样一种对峙当中，中国迅速成为全球老二是一个根本性原因，我们也需要给日本一些时间来消化中国的崛起。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面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我认为主要要做好两件事：
其一，坚持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一定要把中国经济搞上去。
我认为，如果有一天中国经济从综合实力上超过了美国，那么中日问题包括钓鱼岛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我们和越南、菲律宾等种种问题同样如此。中国要继续发展，还是要像邓小平同志讲的，除非发生全国性的大规模的自然灾害，除非发生全局性的对我国的外部入侵，中国一定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现在既没有全国性的自然灾害，也没有大规模的外部入侵，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提出不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的声音都是错误的。
其二，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
中国没有崛起为老大，我们还是老二。大家都知道在一个单位里面二把手是最难当的，在全世界当老二也是件很微妙的事情。因此如何处理好和美国这个老大的关系，对于中国整个外部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外交环境都是决定性的。我并不是在这里抬举美国。美国确实是个伟大的国家，当美国金融危机出现很严重情况的时候，有些专家认为美国很快就要垮下去，而我认为不可能。美国的创新能力还将引领世界50年乃至100年。
实际上我们历届领导人都特别重视和美国的关系。大家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同志就抓住了一次乒乓外交的机会和美国建立关系。他讲，中美关系就是一把钥匙，有了这把钥匙，其他问题迎刃而解。邓小平同志1978年提出改革开放，78年底79年初就出访美国。在去美国的飞机上，一位资深专家问他为什么急于访问美国，他说据自己多年观察，在过去几十年中，凡是和美国关系较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就是要打破“贫穷就是社会主义”这样的悖论，就是要让中国富起来。所以他搞外交的思路就是谁能让中国富起来，就跟谁建立比较好的关系。
有时候我在国内的报刊媒体上看到一些“和美国交恶的”言论会感到非常担心，我们一定不能把美国作为我们的敌人。我在人世谈判中和美国人打了10多年的交道，我深知处理好与美国的问题一好百好。我们人世谈判15年，为什么谈了15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谈判的战术上走了一些弯路。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们还遵循一些惯性思维，我们在决定人世谈判的整个战略决策布局时，依靠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 “孤立”美国。我们以为世贸组织100多个成员，如果所有成员都和我们签了字，美国也不得不和我们签字。但是没想到美国不怕孤立。此时，巴基斯坦这样的铁哥们提醒我们，一定要找美国人谈。所以我们开始认识到，谈判如果不把美国的问题解决，中国人世基本是不可能的。从1997年底到1998年，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华盛顿，美国谈判代表团也会到中国来。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质疑我为什么总要跑美国．说什么我们又不是加入美利坚合众国，只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和美国进行了非常艰苦的谈判，直到1999年朱镕基同志访美回来，我们11月份和美国人达成了协议。理论上讲，加人世贸组织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谈，要与每个国家逐一签协议。在我们和美国签协议之前，只有20多个国家和我们签协议。而我们和美国签协议以后，很多国家排着队要跟我们签协议。
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在整个国际经济外交事务当中，一定要牵住美国这只牛鼻子。我在这里并不是宣传害怕美国，只是在陈述一个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的事实。习近平在十八大以后就提出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正是从中国整个外交大局出发的。我们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两国遵循几个重要原则，比如互相尊重、平等互利，不冲突、不对抗。我们就是要向世界证明，美国和中国全球第一大国和第二大国可以通过相互尊重、互惠互利这样的互动，来建立一个新型的不冲突、不对抗的大国关系，从而打破多年来世界政治和外交进程中全球第一大国和第二大国难以搞好关系的历史。
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要低美国人一等，凡事求着美国人，我们在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决不能出卖中国人的利益以求得妥协。实际上美国最讲利益、最讲实际、也最瞧不起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的国家。我和美国人谈判一向是强硬的，因为我知道如果表现得软弱无能特别是不专业，美国人会瞧不起。任何谈判一定要跟美国人讲清楚他们会获得什么利益，如果我们和美国人谈判一味只强调我们在朝鲜战场没有怕过他们，现在也不会怕他们，等等，他们会觉得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是如果我们非常专业地指出美国立场中违背世贸组织协议中的问题，他们则会很坦诚地承认并做出妥协。
继续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坚持发展这一要务，是一切的根本；而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这是重中之重。如果我们紧紧抓住了这两条，不管外部形势发生怎样重大的变化，我们都不怕。
三
那么，在当前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中国要实行一种什么样的对外开放战略呢？或者说，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的对外开放战略要做出哪些重要的调整呢？
首先，我们制定对外开放战略的基本立足点是什么？我认为，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使我们的对外开放战略建立在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之上。
中国人世以后，对外开放战略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争取双赢，也就是我们过去讲的平等互利、共创双赢。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和一些大国关系比过去更加深刻，相互交融程度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时候，新的对外开放的战略一定要建立在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如果说过去对外开放战略的基本原则是实现互利共赢，今后我们要为建立一个利益共同体而制定对外开放战略。这个利益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互利双赢战略的一个升级版。因为双赢还只是一个一时一世的交易，而利益共同体则是从长计议，把两个国家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国防利益和安全利益等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下一个新的基点。我们不仅仅是经济上得到好处，进出口扩大，对外投资增加，更重要的是使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得到保证。
什么叫利益共同体？打个比方，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优秀的教练、裁判员、运动员包括著名国家政要，像美国总统一家、俄国总统等都汇聚一堂。鸟巢此时就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因为不仅中国的情报机构、武警部队密切关注鸟巢的安全，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俄罗斯的情报机构等都在关注鸟巢的安全。鸟巢就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的载体。而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正是要打造一个像鸟巢这样的利益共同体，使得美国觉得打击中国就是打击美国自己、打击鸟巢就是打到美国人头上。如果能够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对外开放战略就会站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
在对外开放政策的具体领域上，我觉得现在也应该做一些重大的调整。总体来说有四个转变：
一是在国际贸易上，从以扩大出口为主转向出口与进口并重。
过去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以扩大出口为主，中国搞国际贸易的主要目的是赚取外汇。当时我国也确实外汇奇缺，1971年底乔冠华同志率代表团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为了筹措来回的几十万美元的差旅费，全中国上下翻箱倒柜，而现在一个老板都出得起。我们当时能够动用的一点外汇，是拿来应对中国出现大规模饥荒时购买粮食的钱，是谁也不能动的“救命钱”。
到了今天，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首先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再需要出口，我们要解决这么一个认识问题。有些人说中国现在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要从重视扩大出口转到重视扩大进口，我觉得不完全对。进口与出口要并重，因为毕竟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出口对我们还非常重要。比如2012年当出口超过2万亿美元，制造的就业岗位就有8000万人，所以认为出口可有可无是不对的。现在中国国内那么多部门产业过剩，每年2万亿美元的出口，12万亿人民币的产能，如果不通过出口来消化，完全依靠国内来消化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的外贸出口没有过时，而且我们只有通过出口才能使我们的产品质量紧紧跟上全球同类产品的最高质量，只有走出去才知道我们的产品是否具有全球竞争能力。当然，情况确实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现在要加大进口的力度。学国际贸易的人都知道，在国际贸易上真正的赢家是进口方而不是出口方，真正的贸易的主动权掌握在进口方手中。主宰国际贸易的最大赢家必然是最大的进口国。为什么美国一直那么牛？就是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
此外，我们要实现国内的产业升级，就要在中国制造过程中进口全球最好的原材料、零部件、技术、人才等。我提出一个口号，要把“中国制造”变成“世界制造”。就像波音飞机一样，成千上万个最好的零部件并不是在美国生产，而是在70多个国家生产，这是美国波音飞机的全球制造，美国至今对波音飞机零部件的进口还全部实行零关税。为了实现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地位，我们必须使用外汇，用最灵活的进口渠道进口全球最好的零部件、品牌、专利等，使进口在整个中国的产业升级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法国香榭里大街最大的LV门店前中国人经常排成长队，为什么我们的外贸不进口呢？这就说明我们的外贸环节中出了问题。因此，为了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必须很好的进口。大家对贸易摩擦也很头疼，经常说美国、欧洲人又在搞贸易摩擦。其实，解决贸易摩擦、国际贸易纠纷最好、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增加进口，成为进口大国。比如说我们多进口几十架波音飞机，多进口美国的小麦大豆，很多问题便不成为问题。
二是在国际贸易上，从以货物贸易为主转向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重。
中国现在的货物贸易可以说在全球具有很大的竞争能力。但是我们的服务贸易长期处在劣势、处于逆差。这造成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中国对外贸易对GDP的贡献度是负数。我在《人民日报》也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国家统计局在2012年年底发布了一个数据，称中国的进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负2.2，这让搞国际贸易的人都非常沮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问题正出在服务贸易上。中国2012年货物贸易的顺差与GDP增量相比贡献率为4%，而服务贸易是逆差，与GDP增量相比是负6.2，最后结果是负2.2。所以说，如果中国在服务贸易上不能有大的提高，贸易对于整个GDP的贡献就永远是负数。当然，我们的服务贸易在过去长期处在一个低水平的发展阶段，要解决这个问题非一两日可为，但是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高度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
三是在资金流动上，从以吸引外资为主转向吸引外资与海外投资并重。
过去几十年我们主要是吸引外资，我们现在外汇储备那么多，是不是就不再需要吸引外资了？我觉得，中国现在吸引外资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我们缺乏外汇，而是希望通过吸引外资，学到国外的技术，特别是通过吸引外资，和国外的供应链与产业链联系起来。中国的制造业和产业不能孤立于全球的制造业和产业之外，而应成为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有机组成部分。建立关系的重要载体、打造联系的重要渠道正是吸引外资。很多外国人也担心中国是不是不要吸引外资了。不是。相反，中国需要改革开放，中国的产业必须成为全球产业的组成部分，中国要继续引进外资，中国最终也要回到坚持以制造业为本的经济发展战略上。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只有吸引外资，才能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拥有巨大的在华利益。我记得当时在和美国人谈判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李岚清同志就跟我说，一方面谈判代表团要加快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快对美国和欧洲资本的吸收与引进。如果说美国的五百强中有一半在华有投资，拥有巨大的在华利益，美国就不敢对中国怎样，恰如之前鸟巢利益共同体的比喻。概而言之，我们吸引外资很重要的一个战略考虑就是，让西方人、美国人、美国的跨国公司等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在华利益，这样美国在对华经济制裁甚至采取军事行动时就会充分考虑美国在华人员的利益。因此，在国家战略特别是国家安全上，继续走吸引外资的道路是正确的。
现在走出去的战略使得我们海外的投资越来越多。中国社科院最近发表一个蓝皮书，称到2014年底，中国全年的对外投资将超过1200亿美元，超过吸引外资的数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也就是说中国将成为一个资本净输出国。中国要进一步扩大海外投资，因为在海外投资方面中国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这时候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外汇储备那么多，还要买美国那么多的外债？中国人好像在为美国人打工，而实际上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我们对外投资的能力实在太弱了。2009年，美国的外汇储备只有500亿美元，但是当年的对外投资达到4.3万亿美元。而我国同年外汇储备是2.3万亿美元，当年的海外投资包括金融的对外投资是2300亿美元。就此而言，中国一定要打造自己的摩根士丹利、高盛，打造自己一流的投资公司，更不用说要鼓励千千万万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国外兼并收购，购买国外的资产。回到之前的问题，为什么中国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一定要购买美国的国债？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就像一个老太太，可能不会买股票，也不会玩房地产，她知道只要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她的钱全部存在银行里面基本是安全的。中国也是如此，我们不会在国外搞外汇交易，也不会搞大规模的资本运作，怎么办？我们只能把钱存在美国的银行里面买美国的国债，因为只要美国不垮，国债基本也不会打水漂。所以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外汇储备过高的问题，就是要打造一批世界一流的金融家、一流的海外投资企业，扩大中国的海外投资，这点对于中国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四是在经济体制上，从以参与全球经济贸易体制为主转向参加全球经济贸易体制与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并重。
中国很早参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们也通过15年的谈判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确实是全心全意地拥护全球经济贸易体制的。因为从全球经济贸易体制中得到好处最多的就是大国，美国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中国在逐渐成为经济和贸易大国后，也可以从全球经济贸易体制中得到最大的好处。全球经济贸易体制是以市场经济规则为主，而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承诺了全球经济贸易规则，承诺了市场经济规则。如果中国今后要不遵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不但中国人不答应，外国人也会谴责我们。这就使得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不可逆转，因为中国人还是讲信用、讲面子的，在国际上一旦做出承诺，要往回退非常困难。我们加入全球经济贸易体制，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就是国内的改革开放。
另外，中国的软实力还不够，还不足以使我们能够挑战全球经济贸易体制。加上全球经济贸易体制的规则体系是用英文制定的，国际会议也主要是用英文进行的。尽管中国参加国际会议很多，但因为英文的缘故，很难在国际会议中发挥决定性影响。上世纪70年代我在联合国工作的时候，就知道一个国家代表团的英文水平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力非常大。我记得牙买加的一个大使英文漂亮极了，还有新加坡的驻联合国大使，后来成为联合国海洋法的主席，英文也非常好。牙买加和新加坡都是弹丸之地，但是他们在联合国中发挥的作用和他们国家的大小与国力是远远不相称的，而关键一点就是他们的英文非常好而且非常专业。就此而言，如果中国不培养一大批懂专业、英文又漂亮，可以用英文和老外“吵架”的人，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永远不可能达到我们期望的水平。所以我是很期待在国外留学的一批中国人回国以后，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对国家的国情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后，真正地代表中国去争取我们在全球体制中的话语权。我在中央财经大学做讲座时，曾有同学问我中国的外汇储备那么多，为什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却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就举了个例子，一个背着一袋子钱的老农民走上讲台，大家请他发言，但是他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背起这袋子钱又走下了讲台。所以我说，希望你们这些学金融的人来改变。文化软实力的表现还有很多，2012年在我们超过日本以后，澳大利亚一个媒体发表评论，认为我们最好不要讨论什么时候超过美国；而先讨论什么时候全球精英愿意把他们的子女送到中国来留学而不是美国、欧洲？什么时候全球的年轻人更喜欢中国的电影和电视？而这些事情需要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来改变。
总之，中国是全心全意拥护全球经济贸易体制的，现在我们要继续支持全球经济贸易体制，但同时还要积极地参与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全球经济贸易体制当中的一些机构，已经慢慢地被削弱了。世界银行与货币基金组织由于成立于六七十年前，整个决策机制主要反映了当时力量的对比。现在中国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了，但是没有真正的话语权，所以严重地损害了世界银行与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影响力，因为它没有及时反映当下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新的对比。世界贸易组织也是如此。由于世贸组织规定，加入它的任何国家都可以否决世贸组织全体成员达成的协议。2013年10月，世贸组织好不容易在印度尼西亚达成了一个关于贸易便利化的全球协议，尽管只有印度一个国家反对，至今贸易便利化的协议都不能实施。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开始抛弃全球经济贸易体制，而选择区域经济贸易合作体制。中国也不能只抱住全球经济贸易体制不放，也必须积极参与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的体制。
美国过去是最支持全球经济贸易体制的，因为它能控制全球经济贸易体制，它现在也看到全球经济贸易体制的弊端，开始搞区域经济贸易合作。而区域经济贸易合作最开始搞的是东盟这些小国家，他们觉得在全球经济贸易体制中不能发挥作用，就几块小舢板绑起来组合成一艘小船，形成东盟的体制，从而在全球经济贸易体制中得以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慢慢地，一些大国也参与其中。现在大家讲的TPP，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实际上开始就是新加坡、智利、新西兰几个小国搞起来的，后来美国看到这个协定有用，也加入进来。同样，中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看到东盟搞自由贸易区，也加入进来，东盟十国加上中国一国，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然后进一步扩大，直到亚太20多个国家一起谈判自由贸易协定。所以面对区域经济贸易合作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国必须积极应对，不能一根筋地搞全球经济贸易体制。有时我们也感到非常具有讽刺意味，辛辛苦苦15年谈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世贸组织现在反而不怎么发挥作用，倒是区域经济贸易体制在更多地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调整对外开放战略，把重点逐渐转移到区域经济贸易合作中来。
在此，我们要对TPP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有人认为美国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针对中国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美国贸易代表亲自跟我讲，他们不想排斥中国，他们也希望中国参加。大家可以设想，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协定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这个协定就会大打折扣，不可能发挥重大作用。美国人到最后肯定是要请我们参加的，为什么现在不积极邀请我们呢？他们和中国人谈判多年也知道中国人“厉害”，说的难听点，怕我们参加后他们搞起来麻烦，所以先搞，但先搞并不意味着排斥我们。
当然，我们很希望TPP和RCEP，也就是美国搞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亚太发展中国家搞的自由贸易协定，最后能合并成一个跨太平洋的亚洲贸易协定，那是最理想的，但是很困难。有人说TPP的门槛很高，中国要参加可能会像当年人世一样付出很多“代价”。我以为，只有门槛高、市场开放度很高的协定，才能形成倒逼机制，倒逼中国的改革。比如TPP谈的关于国有企业的问题，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如果没有有关国际规则的倒逼，肯定步履维艰。再如对外投资方面，我们正在和美国谈中美投资协定，已经接受了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两个基本原则。其实，这两个原则一接受，就扫除了最重要的障碍，关于TPP投资方面的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中国当年的人世经验也表明，人世所面对的国际上对我们搞市场化和对外开放高的要求，恰恰是倒逼中国改革开放的有效机制。有些人因此把中国当年加入世贸组织所答应的条件作为底线，认为不能突破。而我以为，这些条件并不是底线，只是一个开始。中国以后参加TPP，或者参加新的国际规则体系，那些条件才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力量。
四
最后，我认为中国要真正实现新的对外开放战略，要做到两条：
一方面，我们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保持战略自信、战略定力。
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阶段，我们的需求还在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的经济前景，我们要充满信心。因为市场经济就是需求推动的经济，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经济发展。在瑞士，任何一个人要建造一个房子，都被要求必须同时建造一个足以防止原子弹的地下室，主要目的就是增加投资规模，因为需求严重不足。日本这些年来银行利率降到0.1%，而日本的企业家还是找不到需求，因为日本已经步入“老年”。而中国则更像“年轻人”，战略机遇期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的经济仍然充满活力，这一点是中国实现新的对外开放战略最重要的基础。
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软实力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加强，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大国，还必须培养真正的大国气度和大国心态。
中国很多企业家现在有了一点钱就炫富，不少干部刚做了小官就不知天高地厚。我们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国，在我们向第一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如何培养民众的大国心态是当务之急。什么叫大国心态？什么叫成熟的民族？我认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淡定”。而“淡定”的基础就是自信，对自己的国家前途、国家体制充满自信，对自己的民族充满自信。有了这种自信，我希望我们不仅能够成为经济大国，而且能够成为世界上令人尊重的国家。当然，这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注释：
①本文系2014年11月2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主办，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上海教学中心承办，上海人大人科学发展研究院、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民企专门委员会合作的“海上论坛：中国经济前沿发展论坛”上作者的演讲——“新常态下的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整理而成，已经作者审定。感谢上海人大人科学发展研究院余院长的举荐！
编辑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