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语五台片方言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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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7-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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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小井

摘 要:1985年,李荣先生第一次提出晋语,1986年,侯精一先生划分出晋语五台片。晋语五台片涉及秦晋蒙三省区29个县(旗)、市,29个县市的方言,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研究文章发表。30多年来,五台片方言研究一直处零散状态,缺乏系统性整理和归纳。本文初步对秦晋蒙三省区29个县市方言研究文章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方言 晋语 五台片 内蒙古西部 陕北 晋北

一、晋语五台片方言发展脉络

西汉末年,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前18年)在《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中对汉语方言首次进行了调查。1915年,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最先以太原、大同等地为方言点做了研究[1]。20世纪50年代,普通话的推广和方言普查为语言调查研究打开了新局面,至80年代汉语方言得到长足发展;1983年,温端政主持的重点项目“山西省各县(市)方言志”以《山西省方言志丛书》为主要成果,到1991年总共出版了40种单点方言著作[2],至此,忻州、大同、朔县等地方言均有了系统研究成果。

1985年,《官话方言的分区》中,李荣最早提出晋语一词——“山西及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3]。1986年,侯精一在《晋语的分区》中对晋语各片做了详细划分,晋语五台片第一次进入人们视野。“晋语五台片包括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后套地区共三十个市县旗(山西省:忻州、定襄、五台、原平、岢岚、五寨、神池、宁武、代县、繁峙、灵丘、保德、河曲、偏关、平鲁、朔县、应县、浑源、阳曲;山西省:府谷、神木、靖边、米脂、子洲、绥德、子长;内蒙古:杭锦后旗、临河、磴口、乌海)。”[4]1987年,《中国语言地图集》[5]晋语五台片与上述划分一致。

1991年,晋语五台片部分方言点引发学术界的讨论。孟庆海在《阳曲方言志》中认为,阳曲处并州片与五台片之间形成自己的特殊方言,就语言来看应将其划属并州片的晋阳小片[6]。1999年,阳曲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阳曲县志》,也将其划作并州片[7]。2006年,《晋语的分区(稿)》沈明将阳曲又划归五台片[8]。2004年,乔全生《论晋方言区的形成》再次将阳曲方言并入并州片中[9]。2008年,《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将阳曲划归并州片,其他晋语方言点保持一致(由此,本文不再将阳曲县方言作为研究对象)。

晋语五台片涉及方言点主要有29个(本文涉及的县、市名称一律以2017年行政区划为准):忻府区、定襄县、五台县、原平市、岢岚县、五寨县、神池县、宁武县、代县、繁峙县、灵丘县、保德县、河曲县、偏关县、平鲁区、朔城区、应县、浑源县、府谷县、神木市、靖边县、米脂县、子洲县、绥德县、子长、杭锦后旗、临河区、磴口、乌海。

二、晋语五台片概况

晋语五台片方言分布区域较为广阔,所占面积约为66711平方千米,人口近900万。主要涉及内蒙、陕西、山西三地,其中内蒙占到4个方言点,主要集中在巴彦淖尔、乌海两市;陕西的晋语五台片有7个方言点,分布在榆林、延安两市;山西晋语五台片方言点主要分布在晋北18个县市。

表1:晋语五台片方言市县旗地名、面积及人口一览表

注:①2017年4月9日神木撤县设市,由榆林市代管。

②人口数为2012年度公安部的统计数据。

③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全国行政区划信息查询平台。

三、晋语五台片著作文献溯源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赵之韩修,王浚纂《浑源州志》;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王会隆纂修《定襄县志》(8卷)之后断续出版了一些著作;康熙二十三年(1684)宋起凤撰,岳宏誉增订《灵丘县志》;清雍正十三年(1735)汪嗣聖,王霷,萧泰芳编写《朔州志》;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孔繁朴,高维岳编《绥德直隶州志》;1968年,魏元枢,周景柱在学生书局出版《宁武府志》。这三百多年间,目前发现涉及到晋语五台片的著作仅7篇,且书中多以记载当地历史、地理、风俗、制度、物产、人物为主,有关语言的研究很少。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重点项目“山西省各县(市)方言志”的展开,晋语五台片方言研究成果有:温端政《忻州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85)、马文忠,梁述中《大同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86)、金梦茵《原平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89)同年江荫褆,李静梅《灵丘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江荫褆《朔县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陈茂山《定襄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等。与此同时各方言点编纂出版本地县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宁武县志》(1985);山西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五台县志》(1988)、《河曲县志》(1989)、《保德县志》(1990)、《平鲁县志》(1992);文献出版社出版《代县志》(1988);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杭锦后旗志》(1989);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神木县志》(1990);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忻县志》(1993);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定襄县志》(1993);199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子洲县志》,同年《靖边县志》《子长县志》《米脂县志》问世。之后,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府谷县志》(1994)、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偏关县志》(1994)、今日中国出版社《繁峙县志》(1995)、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朔县志》(1999)、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神池县志》(1999)、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灵丘县志》(2000)、三秦出版社出版《绥德县志》(2003)等,此次县志的编纂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各方言点文化的缺失。

20世纪90年代由乔全生主编的《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对晋语五台片(山西部分)进行了综合研究。杨增武《平鲁方言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崔淑慧《代县方言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孙小花《五台方言研究》(九州出版社,2009)、白云等《浑源方言研究》(九州出版社,2009)[10],该丛书体例大致相当,一般分为五到六章。由导言、语音系统、声韵调配合表、当地方言与中古音韵的比较、与普通话进行比较、方言的独特之处等章节组成。

20世纪90年代还出现大量专题著作。有对某一方言点词汇研究的词典、词汇集:《忻州方言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李荣,1998)、《陕北方言词典》(刘育林、安宇柱1991)、《忻州方言词典》(温端政、张光明,1995)、《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词典》(哈森,1995)、《陕西方言词汇集》(张崇,2007)、《浑源方言实用手册》(张津,2009)、《陕北语大词典》(杨明芳,2011);有方言俗语的探究:《忻州俗语志》(温端政、张书祥,1986)、《忻州方言俗语大词典》(温端政、张光明,2002)、《忻州歇后语词典》(张光明,2006)、《忻州方言谚语》(王兴治、王海虎,2009)。2012年4月出版《忻州方言语汇系列辞书》,该辞书由《忻州成语词典》《忻州谚语词典》《忻州惯用语词典》组成,共收忻州方言成语5282条、忻州方言谚语7156条、忻州方言惯用语2670条。[11]语法研究著作:《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邢向东,2006)、《定襄方言语法研究》(范慧琴,2007)、《内蒙古西部方言语法研究》(邢向东、张永胜,1997);关于民俗文化的研究:《陕北文化研究》(吕静,2004)、《定襄民俗文化志》(张建新,2006)、《定襄民俗杂谈》(1998)。还有州志、市志、詈语、方言辨证、年鉴等方面的著作:《绥德州志》(孔繁朴、高维岳,2013)、《榆林地区志》(榆林地区地方志指导小组,1994)、《榆林市志》(榆林市志编纂委员会,1996)、《巴彦淖尔盟志》(王治国,1997);《蒙古詈语一千条》(曹纳木,1997);《内蒙古汉语方言辩证》(王冬生,1993)、《榆林方言辨证》(李长茂,2000);《子洲年鉴》(张俊谊,2002);《宁武府志注》(董常保,2006)、《听见古代: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王克明,2007)、《内蒙古自治区旗县情大全》(内蒙古自治区旗县情大全编纂委员会,2007)、《朔州之最》(周子君、高海、贾尚福,2009)、《子洲统计年鉴》(子洲县编委会,2011)等。

在专题著作发表的同时,另外出版了综合性研究著作:侯精一、温端政编写的《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12],侯精一《现代晋语的研究》[13]、《晋语与官话方言研究》[14],乔全生《晋方言语音史研究》[15],刘育林《陕西省志·方言志(陕北部分)》[16]等。

四、晋语五台片区域性研究成果

(一)内蒙古区域

晋语五台片内蒙方言研究最早的是1962年张清常《内蒙西部汉语方言构词法中一些特殊现象》(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17],1963年,该作者发表《内蒙古自治区汉语方音概况(一)》(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之后,五台片方言内蒙区域研究一直处于空白期。1989年,马国凡、邢向东发表《内蒙古西部方言词语札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1990年二人又发表《内蒙古西部方言叠音词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1991年,韩登庸发表《内蒙古西部地区何以能保留大量元杂剧中的方言俗语》(内蒙古师大学报,第2期);1993年,哈森《论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重叠式构词法》(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1993年,史震己《内蒙古西部地区汉语方言拾零补》(内蒙古大学学报第4期);1994年,哈森发表《简论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单纯词》(前沿,第10期)、《论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加级式构词法》(阴山学刊,第2期);1995年,卢芸生《内蒙古西部地区民歌中的古词》(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诗经>古词在内蒙古西部方言里的孑遗》(内蒙古师大学报,第3期)及《沉积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汉语方言中的古代白话词汇》(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卢芸生、道尔吉(1995)发表《内蒙古西部地区汉语方言里的蒙语借词》(内蒙古大学学报,第4期);邢向东《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祈使句的常用格式和语气词》(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对内蒙古西部语法进行了分析。1995年,张简、章也从方言与习俗角度进行了研究:《<金瓶梅>中的内蒙古西部方言、方音及习俗》(内蒙古电大学刊,第3期)、《内蒙古西部方言与民俗文化》(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第5期)。

之后,关于晋语五台片内蒙各点的研究还有:1996年,刘成荫《<金瓶梅>中的内蒙古西部方言》(阴山学刊,第3期);2004年,哈森《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形容词生动形式》(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2008年,周凤玲《内蒙古西部农村方言婚俗词反映出的婚俗文化》(汉字文化,第3期);2009年,李丽《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饮食词语之构词理据研究》(汉字文化,第2期);2010年,张金梅《内蒙古西部方音与二人台音韵》(阴山学刊,第4期);2011年,刘娟、安利萍《内蒙古西部方言对英语语音学习的影响》(集宁师专学报,第2期)。

民俗、方言比较、詈词,特殊字词方面的研究:2007年赵子阳《内蒙古西部区方言詈词的构词理据分析》(绥化学院学报,第5期);赵子阳、章也《内蒙古西部区方言詈词的分类与民俗文化》(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第6期);2008年,郭荣芳、赵子阳合作的《内蒙古西部区方言詈词的心理解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1996年,吴金铎、吴学松《内蒙古西部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差异初探》(文科教学,第1期);2002年,董永义《试论内蒙古西部区河套方言中的“儿化”现象》(内蒙古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Z1期);2007年,石慧《内蒙古磴口方言中“个”的用法》(社科纵横,第6期);2011年,杨开昌《内蒙古西部方言中的程度副词“稀”——以后套话为例》(河套大学学报,第3期)。2013年,蒙瑞萍《内蒙古西部方言与莜面饮食民俗文化》(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期)。

五台片方言内蒙古各点(西部方言)研究比较充分的是词汇部分:1998年,李剑冲,郭丽君《论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词汇的几个特点》(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第2期);孟双吉《内蒙古西部方言古词古音遗存简说》(职大学刊,第1期);2000年,王建莉《从文化看汉语中的蒙语借词》(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2期);2001年,长石《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词典》(内蒙古师大学报,第6期);2006年,王秀玲《元杂剧中的方言俗语在二人台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方言中的遗存》(区内外学人笔谈,第2期);同年,毕若莹《浅谈内蒙古西部方言的成因及其对词汇的影响》(文学界,第9期);2013年,李丽《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中的古语词考释》(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期)等。

通过分析发现,对晋语五台片内蒙古各点的研究多以综合探讨为主。目前从CNKI(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读秀学术搜索系统、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超星期刊、雅学资讯网(下同)等可以查询、检索到涉及各点的文献共36篇,除磴口一篇(内蒙古磴口方言中“个”的用法[18]),巴彦淖尔两篇(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二人台”保护及发展现状调研[19]、高中语文朗读能力的教学对策探讨——以内蒙古临河地区为例[20]),其余都是以内蒙古西部方言角度而写的。各方言点论文加上内蒙古西部的两篇文章(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后缀研究[21]、内蒙古西部区方言詈词与民俗文化[22])仅6篇,乌海这一方言点至今无人研究。该地方言研究,有待学者们深入挖掘。

(二)陕北区域

20世纪70年代,晋语五台片陕北区域研究,仅1979年刘德鸿发表过《小说<李自成>地理方言小议》[23](社会科学战线 第3期)一篇文章。80年代初,刘育林(1986)发表《今陕北话之古入声》(延安大学学报,第3期)开始了语法的探讨。刘育林、张子刚1988年发表《陕北方言本字考》(延安大学学报,第2期)、《陕北方言本字考》(延安大学学报,第3期);此外,刘育林单独发表:1988年《陕北方言略说》(方言,第4期)、1989年《陕北话漫谈(一)》(延安大学学报,第2期)。90年代,五台片陕北方言研究涉及到的有语流音变:1996年,邢向东《神木方言的儿化变调》(方言,第1期);1999年,《神木方言的两字组连读变调和轻声》(语言研究,第2期)。词汇专题研究:1996年,黑维强《晋语绥德话“日”头语词汇释》(运城高专学报,第2期);1994年,张子刚《陕北方言中的“圪”》(延安大学学报,第4期)。

1.进入21世纪,晋语五台片陕北各点方言研究呈现类属特点

(1)《府谷西部方言音系研究报告》(王珏 榆林学院学报,2010,5);《陕西省子洲县方言的语音特点》(张馨爻,青年文学家,2010,20);《子洲方言语音研究》(张建华,西北大学学报,2011,6);《陕西子长方言语音研究》(李延梅,西北大学学报,2011,4);《子洲西川话语音研究》(景鹏,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5);《府谷方言的语音特点》(孙立新,延安大学学报,2016,5);《陕北米脂方言的语音特点》(毕娇娇,甘肃高师学报,2016,5);《子长话与普通话的语音比较研究》(李延梅、汪东锋,延安大学学报,2010,1)。李建校《陕北晋语知庄章组读音的演变类型和层次》(语文研究,2007,2)、《陕北晋语果摄字的读音》(语言科学,2008,2)、《陕北晋语假开三精组和以母字的读音》(方言,2008,3)、《陕北晋语古塞音塞擦音声母的读音及演变层次》(山西大学学报,2009,3)、《陕北晋语入声韵的读音类型和演变规律研究》(晋中学院学报,2010,1)、《陕北晋语入声韵的舒化》(晋中学院学报2011,4)。黑维强《绥德方言语音的内部差异》(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3);《陕北绥德河底方言的文白异读》(方言,2010,4)。

(2)《陕北方言词头探微》(李延梅、汪敬尧,延安大学学报,2003,2);《子长话的合成词构词法探析》(汪敬尧、李延梅,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3,3);《陕北方言中的合音词》(张子刚,延安大学学报,2003,4);《晋语子长话的分音词、合音词、逆序词》(汪敬尧、杨美芬,榆林学院学报2003,4);《绥德方言单音词举凡》(马世平,榆林学院学报,2006,1);《陕北方言特色词例谈》(张统宣,价值工程,2010,22);《陕北方言词语考说四例》(汪东锋、傅来兮,赤峰学院学报,2012,7);《府谷方言中的分音词》(韩宽厚,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5);《<老乞大>所见府谷方言词语例释》(王珏,西北大学学报,2013,1);其中傅怡然,傅来兮在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发表了《府谷方言语词疏证(一)》(2013,3)《府谷方言语词疏证(二)》(2014,1);等。《陕北晋语与山西晋语重叠构词法比较》(马晓琴,语文教学通讯,2014,6);《陕北方言中古语词的缤纷世界——浅议陕北方言中古语词的文化内涵》(苟家兴,北方文学,2014,1);《陕北方言准黏着成分“圪”k??3和“达”ta°》(刘育林 延安大学学报,2014,6);《陕北方言成语的修辞及文化暗示》(冯娟,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5,5);《子长方言词缀特点简析》(王历芳、强晓倩,青春岁月,2015,14);《陕北方言中的特色词》(王妮,课程教育研究,2015,20);《陕北方言“坐席”语义演变考》(姬慧,兰州学刊,2016,8);《子洲方言同音字汇》(范慧琴,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3)。

(3)《绥德方言形容词的一种特殊重迭形式》(马世平,榆林师专学报综合版,1991,1);《陕北方言的疑问句》(王鹏翔,延安大学学报,2002,3);《陕北方言子长话中形容词的程度表达法》(李延梅、刘刚,榆林学院学报,2003,4);《陕北方言反复问句的句法形式》(李延梅、汪沛,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3);《绥德方言的副词》(马晓琴,唐都学刊,2004,3);《陕北方言的选择问句》(马晓琴,社会科学家,2004,2);《陕北方言的反复问句》(马晓琴,广西大学学报,2004,6)。《陕北方言关系称谓语“NP+的”结构研究——兼论汉语“的”的发展趋向》(王鹏翔,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6);《晋语子长方言的代词》(李延梅,西北大学学报,2005,2)。《影视作品中的陕西方言——简述绥德方言的语气词》(马晓琴、陶相荣,电影文学,2007,2)。《绥德方言语气词的连用》(马晓琴,陶相荣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7,1);《陕北米脂方言中的“吃+了”》(李江艳,现代语文,2009,2);《子长话的拷贝式话题结构》(张兴,陕西师范大学,2012,6);《陕北绥德话中的“是不是VP”问句》(雷闪,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7,2)。

2.学者对晋语五台片陕北方言进行的规模研究整理

(1)邢向东先后在《内蒙古师大学报》发表《神木方言的语法特点》(1985,4)、《神木方言的语法特点(续)》(1986,3)、《神木话表过去时的“来”》(1991,1)、《神木话表将来时的“呀”》(1993,4);在《中国语文》发表《神木话的结构助词“得来/来”》(1994,3)、《陕北神木话的助词“着”》(1997,4)、《陕北神木话的话题标记“来”和“去”及其由来》(2011,6);《方言》杂志发表:《神木方言的代词》(2001,4)、《陕北神木话的准语气词“是”及其形成》(2006,4)并在第38届国际汉藏语会议论文提要中提交了《陕北神木话的准语气词“是”及其形成》(2005年10月)[24]。邢向东,周利芳在《方言语法论丛》(第六辑)发表《神木方言的语气副词“敢”及其来源》(2012年10月),邢向东对神木方言的体貌系统、语法特色、实词研究做了一定的增补。

(2)黑维强的《敦煌文献词语陕北方言证》(敦煌研究,2002,1)、《敦煌文献词语陕北方言证(续)》(敦煌研究,2005,1);《从陕北方言看近代汉语助词“也似”的来源》(延安大学学报,2002,1);之后相继写了《陕北绥德方言的疑问代词》(宁波大学学报,2013,2);《绥德方言的几类补语》(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1);《绥德方言的并列及假转类复句》(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1);《绥德方言的因果类复句》(榆林学院学报,2015,5);近年发表了《绥德方言的语音演变及其历史层次》(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3);《绥德方言“是”的几种用法及其语法化考察》(兰州学刊,2016,8);收录在《西北语言与文化研究》第一辑上的《陕北绥德方言的“把”字句》(2013年3月)[25];2011年汉语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16届年会的会议论文《绥德方言的比较句》等。我们可以发现黑维强从句式、实词、助词、单复句、词语考证、虚词渊源等视角对绥德方言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3.专题研究、综合研究

(1)《陕北方言中的“嘞”“口览”“来来”》(王鹏翔、王玉彪,延安大学学报,2003,2);《陕北方言表贬义“儿”的用法及来源》(黑惟强,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3,3);《陕北方言称谓语“强强妈妈的”中的“的”辨析》(延安大学学报,2004,1);《陕北方言中“漂亮”义词语探析》(傅来兮,榆林学院学报,2009,3);《陕北方言中“家”的用法考释》(李江艳,榆林学院学报,2009,5);《靖边方言中的先事时助词“来来”》(张庆萍,剑南文学,2012,3);《关于对陕北方言“圪”的再思考》(毕娇娇,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1);《陕北晋语贬义形容词“鬼”的用法及形成》(贺雪梅,兰州学刊,2016,8);《陕北方言詈语文化探析》(吕亚丽、张小兵,延安大学学报,2016,3);《陕北方言骂詈语及文化蕴涵》(冯娟,课程教育研究,2016,8);《陕北方言性别歧视现象分析》(白虹,丝绸之路,2016,8)。

(2)《新世纪以来陕西方言研究综述》(任永辉,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9,2);《陕西方言研究六十年述评》(张成材,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1)。方言与民俗研究:《陕北方言与民俗文化研究》(孟万春,延安大学学报,2013,3);《论陕北方言蕴含的婚姻文化》(白振有、石婷婷,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5);《从方言词语看陕北特色饮食文化》(张楠楠,大众文艺,2016,15)。方言比较研究:《米脂方言与普通话语音比较研究》(李延梅、汪东峰,高校教育研究,2009,8);《陕西定边话与绥德话语音比较研究》(苗丽,现代语文,2008,5)等。此外还有四篇论文,《神木方言的话题标记》[26];《晋语五台片陕北米脂方言研究》[27];《靖边方言研究》[28];《绥德民歌歌词研究》[29]对神木、米脂、靖边、绥德四个方言点从声韵调、词汇、语法、方言特色等角度做了分析探讨,对晋语五台片陕北区域方言的研究也做了很大的贡献。

晋语五台片陕北区域方言研究目前检索到期刊文献共135篇,其中单点方言研究相对较少,陕北区域方言研究占到71篇,神木市、绥德县各自20篇左右,府谷县、子长县各7篇,米脂4篇,其余两县仅为2篇。米脂、靖边各有一篇论文,神木、子洲、绥德有两篇。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除神木市、绥德县外,其他各方言点的研究仍很欠缺,论文屈指可数。

半个世纪以来,李建校《陕北晋语语音研究》[30](北京语言大学,2006年6月),在对陕北晋语进行了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做了较为深刻详细的研究,是目前为止晋语五台片方言研究中唯一的一篇博士学位论文。

(三)晋北区域

晋语五台片晋北区域,目前可考的较早的文章《定襄话的非动作后置“行”——兼与余志鸿同志商榷》[31](陈茂山,语文研究,1985,2)。1986年,靳雨发表《忻州方言四字组俗语的构成方式和修辞特色》(语文研究,第1期)。同年,陈茂山《定襄方言“可”字的一种特殊用法》(语文研究,第3期);1987年陈一《忻州方言的“去”》(语文研究,第1期)、张光明《忻州方言“A眉B眼”式俗语例释》(语文研究,第1期)。1989年开始,《忻州方言词典》编写组先后编写:《忻州方言“圪”头词语汇释(一)》(1989,2)、《忻州方言“圪”头词语汇释(二)》(1989,8)、《忻州方言“圪”头词语汇释(三)》(1989,4)、《忻州方言“圪”头词语汇释(四)》(1990,2)、《忻州方言“圪”头词语汇释(五)》(1991,1)、《忻州方言“圪”头词语汇释(六)》(1991,2)。1990年,陈茂山《忻州方言的“动词(形容词)+顿咾”》(语文研究,第3期);1992年,张光明《忻州方言形容词的重叠式》(方言,第1期)及1994年《忻州方言逆序词》(语文研究,第2期);1991年,江荫禔《朔州市朔城区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第4期);1992年,杨象宁《繁峙方言的助词“的”》(山西大学学报,第1期);1998年,崔淑慧《代县方言的人称代词》(山西大学学报,第2期)。

1.进入21世纪,晋语五台片晋北方言研究文献同样呈现类属特点

(1)《山西河曲方言音系》(李小平,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05,3);《全浊声母在五台方言中的特点》(解芳,晋中学院学报,2006,2);《神池方言的连读变调》(王希哲,晋中学院学报,2007,2);《大同城区浑源方言[n]声母向[?]声母演变的社会语言学调查与分析》(李姝姝,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1,4);《山西灵丘方言的舒声促化现象分析》(李欢,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2,2);《浑源方言入声演变研究》(戴文慧,学周刊,2012,6);《通过计量研究看忻州方言声韵调及其特点》(王春江,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4);《灵丘方言入声舒化现象调查》(李欢,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4,6);《知庄章声母在忻州方言中的分合及演变探讨》(王春江,长治学院学报,2014,6);《晋语五台片阴平和上声的分合及其演变》(范慧琴,语文研究,2015,3);《灵丘方言音韵特点》(李欢,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16,6)等。

(2)《忻州方言中的古词语分析》(杨晓彩,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2)。《宁武方言四字格成语的构成特点》(温旭霞,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2);《定襄方言谚语与当地物质文化》(刘艳平,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9);《山西浑源方言歇后语的语义分析及其特点》(高利娟,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2)。《晋北平鲁方言类词缀“头”的研究》(赵锦秀,文化学刊,2016,9);《山西偏关话中的“圪”》(贺娟,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6)。

(3)《忻州方言的副词》(王少君,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3),《偏关方言的主要副词初探》(常乐 晋中学院学报2012,5);《五台方言的人称代词“们”》(孙小花,山西教育学院学报,2001,2);《五台方言的名词重叠》(孙小花,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3),《山西河曲方言重叠式名词的构词特点及其表义特征》(李娟,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1),《山西五台方言重叠式名词语法探微》(张秀琴,现代语文,2015,10);《忻州方言“了1”“了2”和“了3”》(温端政,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6);《晋北平鲁方言语气词“哩”的来源及用法探析》(赵锦秀,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5)。《保德方言语音与北京语音的比较》(袁俊芳,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3);《定襄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比较——以日常生活用词为例》(刘艳平,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6)。《宁武方言地名的文化意蕴》(张军香,沧桑,2013,4);《灵丘方言地名文化信息解读》(王跟国,山西档案,2014,2月);《山西偏关地名历史文化信息解读》(贺娟,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1);《忻州市忻府区方言地名文化信息解读》(王春雁,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6)。《宁武方言三区话的“给”》(郭慧,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0,2);《山西河曲方言中的“家”》(张子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1);《忻州方言强调程度的“形+哩+没+名”句式》(张光明、武迷英,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6);《读<忻州方言词典>》《忻州方言“母亲”称谓形式及其特点》《代县方言中的不经济现象》;《浅析河曲方言中的“兀”“兀今”》(刘正印,现代语文,2016,7)等。

2.学者对当地方言点做的大量深入调查研究

(1)张光明在20世纪对忻府区方言研究有:《忻州方言“A眉B眼”式俗语例释》(语文研究,1987,1);《忻州方言形容词的重叠式》(方言,1992,1);《忻州方言逆序词》(语文研究,1994,2)。进入21世纪后又陆续发表了大量关于忻州方言点的文章:《忻州方言的“起去”》(语文研究,2004,4);《忻州方言的声母》(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1);《忻州方言的舒声促化现象》(语文研究,2006,2);《忻州方言的人称代词》(忻州师范学院学报报,2014,3)。

(2)范慧琴对定襄方言做了系列研究:《山西定襄方言名词的里变儿化》(语文研究,2004,2);《从山西定襄方言看晋语入声的演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4);《山西定襄方言的“家”类称呼语》(修辞学习,2005,4)范慧琴于2002年在首届国际汉语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宣读《山西定襄方言的“V+X+趋向补语”结构》一文。

(3)王跟国与他人合写的《灵丘方言几种特殊的极量比较句》(语言研究,2015,2);《灵丘方言中的第二人称敬称代词及其文化信息》(山西档案,2013,3);《灵丘话的分音词》(中北大学学报,2012,3)。

(4)张军香在忻州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宁武方言中的古语词》(2004,2);《宁武方言中的助词“哩”》(2005,1);《宁武方言中的副词“可”》(2014,1)。

(5)孙彩萍《五寨方言表时疑问句研究》(中山大学学报,2007,6);《五寨方言语气词“在”的研究》(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3)。

(6)蒋文华及与李广华合写的《应县方言声调研究》(燕北师范学院学报,2003,4);《应县方言的儿化现象》(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08,6);《应县方言的副词》(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0,1)。

晋语五台片晋北方言的研究,目前共检索到81篇期刊文献,其中忻府区有16篇、定襄方言点10篇,其他15个方言点,数量在1至8篇。各学术网站收录了42篇论文,忻府区、河曲、应县数量较多,岢岚县至今没有方言研究的文献。

五、结语

整个五台片方言研究可以检索到75部专著,论文、文献302篇,29个县(旗)市专著平均不到3部,论文、文献10篇左右。其中忻州专著11部、定襄6部,朔州及陕北综合性各5部,其他县市仅有2~3部。有关陕北综合研究有70篇、内蒙古西部研究有36篇,神木、绥德、忻府区、定襄四个方言点共68篇,府谷、子长各有7篇,其余各县市只有1~4篇。此外,我们发现乌海、巴彦淖尔、杭锦后旗、米脂、靖边、子长、岢岚、神池、繁峙、河曲、保德、偏关这12个县市仅有一部当地的州(县)志,有少量语言记载,没有专门性方言研究著作。内蒙乌海、山西岢岚两地方言半个世纪至今没有论文文献的研究,仍处于空白期。

多年来,晋语五台片方言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发展,不断有成果出现。从语音到词汇语法又到骂詈语、方言比较、地名文化信息、方言与民俗、方言与教学、从方言看性别歧视等各个角度来研究单点方言,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同时也可以看到,方言综合描述占很大比例,单点方言研究不是很充分,部分文章内容较为单一,缺乏新意。晋语五台片方言研究目前仅有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有56篇硕士学位论文,论文文献数量不多。其中有的文章缺少实地调查,内容结论经不起认真推敲验证;方言内部比较也不是很充分,共时描写多而历时研究较少。从整个语言研究史进程来看,晋语五台片研究缺乏一条脉络,未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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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小井 山西临汾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04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