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对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历史地位和突出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提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并对邓小平理论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形成了科学的邓小平理论体系。新形势下，为了深化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要讲透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间的承继关系，要突出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要明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邓小平理论的最新发展，方能最大化地凝聚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四个全面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921（2016）05-0127-09
正确地认识和评价领袖人物，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党政治上成熟的重要表现。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共中央给予了充分肯定。以党的文献为基础，梳理党中央对邓小平及邓小平理论的认识和评价，对于新形势下凝聚全面深化改革的共识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邓小平的历史定位
邓小平的一生与中华民族抗争、独立、振兴的历史进程紧紧相连，是光辉、战斗、伟大的一生。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永远离开了我们，山河恸哭。2月25日，时任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指出，邓小平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这一评价是科学的，经得住历史考验的。此后，党中央在坚持上述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对邓小平历史地位的认识。
（一）“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关于“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问题，是邓小平自己率先提出并阐述的。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中指出，就从政的经验，斗争的经验来说，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6月16号，邓小平又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个核心。”这一说法，为党中央所认同和采纳，并在党的文献中广泛应用。江泽民在邓小平的悼词中指出，邓小平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后来，胡锦涛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习近平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尽管文字阐述稍有不同，但都坚持了这一说法。与此同时，在这几篇纪念邓小平的文献中，党中央还就邓小平作为中央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在历史中的贡献予以论说。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为党的建设的加强和改进，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负责党中央大量日常工作，为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克服经济困难提出许多正确主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领导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二）“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
中国共产党是历史主义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毛泽东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邓小平强调，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既是邓小平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亟待回答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是20世纪最后一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迫切需要对以前的中国历史尤其是党的历史进行总结。由此，党的十五大报告以“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为题开篇，明确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紧接着，报告详细论述了三次历史性巨变的基本内涵及三大伟人的丰功伟绩。“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为全世界所瞩目。”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论述中，党中央既讲清楚了邓小平对开启改革开放的关键作用，又明确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走出来的。这样就把毛泽东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机联系在一起，初步解决了改革开放前后两段历史时期的衔接问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
1956年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适时地提出，要“以苏为鉴”，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独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1956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历经了艰难困苦。但从总体上讲，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实现对经典社会主义尤其是“苏联模式”的超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命运、与邓小平的名字紧密相连在一起。
2007年9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科学命题，并对其内涵作了科学概述。2008年12月，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讲话中，胡锦涛强调，三十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制定和作出了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这段表述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推进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邓小平发挥了关键性作用。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履新总书记的习近平首次离京南下考察广东时表示，30年过去，广东、深圳的实践充分说明，邓小平同志的决定是英明的、正确的，邓小平同志不愧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在此基础上，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对邓小平的历史评价增加了一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邓小平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的理解越来越全面、恰当。
（四）“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首次出现在2014年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不同，“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的说法有其历史发展的过程。1997年2月，在邓小平逝世悼词中，江泽民称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第二次飞跃”的说法表明了两层意思：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只是表述不同，就其实质内容来说是一致的；二是，邓小平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是主要创立者。2004年8月，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胡锦涛指出，邓小平是“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但在当天《人民日报》刊发的“沿着邓小平开辟的道路前进”的社论中，则强调邓小平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只是鉴于社论的影响力远远低于领导人的讲话，这一说法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十年后，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基于之前的论述，强调，邓小平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使之更加符合实际。邓小平理论以邓小平的名字命名，突出了邓小平在这一理论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卓越贡献，同时又强调他是“主要创立者”，彰显了邓小平理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与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及评价是相通的。
二、邓小平理论的提出及其逻辑结构构建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到自己的旗帜上。党的七大又把毛泽东思想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指导思想。之后，以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指导思想不断总结凝练，构建了完整系统的结构体系。
（一）提出邓小平理论概念
我们用邓小平理论概括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所形成的理论指导。但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的提出有一个过程。
自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以来，它就成为把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旗帜。党的十三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这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尚属首次。党的十四大报告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前加上“邓小平同志”，形成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表述，报告解释道：“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1997年2月，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的悼词中多次使用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法，强调“它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随后，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为主题的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个鲜明简洁的概念，并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999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正式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写入宪法。
（二）概括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
党中央从事实出发，遵循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意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内容进行了概括，这些概括大多是通过党的会议的文献展现出来的。
第一次概括是在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决议》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决议》把“主要点”概括为主要矛盾、经济建设、生产力发展、阶级斗争、政治建设、精神文明、民族关系、国防建设、对外关系、党的现状等10个方面。尽管这些方面的概括理论的抽象和凝练尚不充分，还带有明显的经验形态；甚至有的要求“偏高”，还不够符合实际，如“高度民主”和“高度精神文明”等，但从它所表现出的理论深度看，可以说已经有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第二次概括是在198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报告中。十三大报告在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从12个方面概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
第三次概括是在1990年12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建议》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概括了12条。这12条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民族、外交、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思想内容，凝结了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卓越贡献。与党的十三大相比，这次理论概括突出了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侧重于阐述实际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因而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较强的可操作性。
第四次概括是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在讲话中参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方法，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作了新的归纳。
第五次概括是在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党的十四大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内容概括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9个方面。这一概括是邓小平理论第一次呈现出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为后来的认识和归纳奠定了基础。
第六次概括是在1995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纲要》以党的十四大相关阐述为基本依据，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政治保证，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祖国统一、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和国防建设、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等16个方面对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出新的概括。
理论的内容并不是思想家凭空设想出来的，而是对客观实践的充分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全方位的，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也必然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三）建构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
内容与体系是密不可分的，但二者又各有侧重。内容侧重于观点的提炼，把一些最主要的观点和思想概括进去。体系则侧重于理论形成的条件、各主要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完整的逻辑结构等。
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一是阐明了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条件。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二是明确了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党的十四大报告认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93年11月，江泽民明确指出：“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在全党逐渐达成共识。三是搭建了完整的逻辑结构。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四是阐明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概括为一句话，即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评价，主要基于以下原因：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
三、深化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
当前，要进一步深化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我们必须进一步厘清以下几个关系：
（一）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被广为关注。关于两大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尽管人们经常说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但大多注重分析二者的差别，如形成条件不同、主题不同、主要内容不同等等，而对二者之间的联系则语焉不详，这就容易产生思想的混乱。因此，在讲清楚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区别的同时，一定要讲透它们的联系。一方面，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邓小平本人既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应有重叠之处。确切地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正确的思想既属于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也属于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我国国情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这些理论和实践成果，都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二）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命题，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的表述随之调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必定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无论其将来如何发展，邓小平理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是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因为，邓小平理论中关于重视实践、重视生产力、重视群众路线这三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基本观点，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基本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演进提供了必备的概念基础；邓小平理论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逻辑前提和基本框架。
（三）邓小平理论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系
当前，深化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关键在于站在理论的高度上搞清楚邓小平理论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进而在实践中坚定地贯彻落实。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考察时，首次将“四个全面”并提，强调：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2015年2月2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集中论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总体上看，无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篇大文章中的重要篇章。邓小平理论因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地位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思想渊源。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是邓小平理论在当下中国的最新发展。尽管“小康社会”、“改革”、“从严治党”等话语在邓小平时代已经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思想亦初露端倪，但这些问题如今又面临新的境遇。之所以在这些施政方略前面加上“全面”一词，一方面表明一种延续性，另一方面表明我们要开创新的格局。“全面”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广度，又体现了深度和温度。邓小平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当代中国正处于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进入改革攻坚期、发展关键期、矛盾凸显期，许多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呈现。要实现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擘画的宏伟蓝图，就必须立足国情，总结经验，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到实处，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因此，梳理党中央对邓小平及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认识和评价，廓清人们对邓小平及邓小平理论存在的诸多误解或错误认识，对揭示邓小平理论的当代价值，凝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共识，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强大精神力量具有重要作用。
作者：呼中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