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旗，包明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着重强调的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今天都有着特别现实的价值和意义。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与当时时代的紧密关系、与今天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现实所发生的诸多共鸣。文章围绕“文艺要表现时代文化精神”这一主题，以阐释《讲话》对于当下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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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艺；时代文化精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7－０143－03
收稿日期：2015-04-11
作者简介：丁国旗（1968-），河南省荥阳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和文学基础理论；包明德（1945-），内蒙古通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评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70年后的今天，重新阅读《讲话》，深入领悟其中的思想智慧，我们发现，《讲话》所着重强调的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今天都有着特别现实的价值和意义。“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任何理论倘若不能与它存在的条件，即与它所处的时代有机结合起来，那么这种理论的存在就是没有意义的。《讲话》之所以在其产生之初就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力量，推动文艺工作在上世纪40年代出现了革命文艺的创作高潮，并且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仍能给我们带来启迪与影响，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与当时时代的紧密关系，与今天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现实所发生的诸多共鸣。以下本文就围绕“文艺要表现时代文化精神”这一主题，谈谈《讲话》对于当下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启示意义。
《讲话》的产生是时代的需要。《讲话》文艺思想的提出，决非一时之策，而是理论的、历史的、现实的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首先，《讲话》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形成的，《讲话》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这一基本框架，并且是在当时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运用与发展；其次，《讲话》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与文艺队伍的实际状况做出的，如何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如何使文艺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民族解放运动服务，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应对的基本现实；再次，《讲话》解决了过去一直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革命文艺纲领的制定与落实问题，第一次比较明确地形成了党的文艺工作方针与文艺政策，开始真正确立党对文艺工作的直接领导。最后，《讲话》的一系列原则与主张，并非凭空而降，而是在继承“五四”以后革命文艺的丰富传统与理论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此来看，《讲话》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基本论断既是具体的时代要求又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对于任何一个历史文本，我们只有回到其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才能比较正确地对它做出判断与评价。毛泽东在《讲话》“引言”中曾讲到开座谈会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2]从这句带有总领作用的话中，可以看出，延安《讲话》主要解决的是革命文艺与革命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问题，如果再考虑到《讲话》产生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更使它的基本原则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在笔者看来，延安《讲话》所呈现出的文艺理论的时代性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个是它的“时代精神”，即它在创作上强调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二是它的“民族精神”，即从民族利益出发，强调文艺服务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三是文艺制度与文艺政策的奠定与确立，它所昭示的一系列文艺原则，为革命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创作实践指明了方向；四是新的革命文艺工作方式的形成，《讲话》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2]的工作路线。这种新的工作方式的确立对于党具体领导文艺工作意义重大，对于延安文艺新风气的形成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可以保障《讲话》所确立的文艺主张的具体实现，而且还将彻底解决知识分子由“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与身份的双重转变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说，对于许多艺术家，这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2]。这种走基层、下民间的工作方式，也为今天的文艺工作树立了典范，近年来底层文学的备受关注，与今天的文艺工作者重新认识到这一工作方式的重要价值不无关系。
《讲话》属于它的时代，对《讲话》的评判首先也要考虑它的“时代性”，“时代性”标准在这里体现为“历史性”标准。长期以来，关于《讲话》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学术界一直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有学者认为，《讲话》的主要思想深受列宁思想的影响，而列宁的主张是偏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样《讲话》的文艺主张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学者甚至认为，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美学，“毛泽东突出了共产党的执政者、当权者的地位，把权力加在了美学上，使列宁的‘政党政治’美学（文艺思想），变成了毛泽东的‘权力政治’美学（文艺思想）”；还有一些论者将《讲话》看成是“典型的庸俗社会学”，是“彻底的功利主义的”。以上这些观点虽然从某一角度来看，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些观点以偏概全，只论其一，不及其余，彻底否定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重要成果这一基本事实，否定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历史功绩与地位，甚至也否定了中华民族百年来民族解放的斗争历史，这样也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原则。将《讲话》看成是任何时期一切文艺工作的行动指南，无原则地进行“捧杀”是错误的；而不顾历史事实，只纠缠于其个别论述的某些不足进行“棒杀”同样是错误的。这些都不是事实求是地对待《讲话》的态度，是脱离时代的抽象的学术评判，是不可靠的。
马克思认为，希腊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因此，在人类历史上的“童年时代”，希腊艺术“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每一个时代的固有的性格不是纯真地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3]这就是时代对于艺术的成全。其实，莎士比亚的戏剧、鲁迅的文学创作，等等，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其根本点也就在于他们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对时代的社会民族内容及其艺术形式的充分领悟与运用。《讲话》作为最经典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也是得益于其与时代紧密结合这一事实。
在《讲话》“结论”中，毛泽东曾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2]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讲话》虽然是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著，但它的真正价值还在于它为我们处理复杂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竹内好曾指出，《讲话》“从内容上说，接触的都是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并且它不是纸上的空论，而是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而达到相当高度的抽象理论”。他认为，“这篇论文的结构是非常严整的：既具有强烈的民族特点，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4]理论的产生离不开社会现实，它必须从时代中来，解决时代的问题，并在时代的推动下得到发展。只有从现实问题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观点，才具有真正的价值与意义,《讲话》就是在“时代性”这一维度，成全了它解决当时中国文艺现实问题的能力以及之后它对文艺工作普遍的指导意义。《讲话》的许多论述对于当下的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都是适用的，对于今天的文艺工作是富有启发的。比如，今天的文学与艺术在服务对象与服务方法上确实存在着脱离群众的严重问题，今天的文艺批评在具体的批评标准上也是比较模糊不清晰的，文艺的过度娱乐化与对文艺的商业利益的过度追求也正侵蚀着文艺与文艺工作者所应有的担当与责任。所有这些都证明，当时《讲话》所说的“事实基础”在今天仍然存在，而只要这些“基础”存在，《讲话》就不会过时。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尤其是“文革”十年，在一系列文艺运动与文艺政策方面我们犯了一些失误与错误，但这并不是《讲话》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人们对于《讲话》某些原则的错误理解，尤其是对某些原则的夸大使用所导致的。
我们的文艺肩负着传播正能量，褒扬真善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社会公平和谐的重任。虽然我们不能用历史真实的尺度去要求文艺创作，但看看这些年一些热播的历史题材的影视剧《甄嬛传》（2011）、《宫心计》（2009）、《美人心计》（2010）、《宫锁心玉》（2011）、《步步惊心》（2011）、《倾世皇妃》（2011）、《美人天下》（2011）、《武则天秘史》（2011）、《后宫》（2011）、《太平公主秘史》（2012），等等，这些教人勾心斗角的电视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真实的历史相提并论，其中所传递出的精神价值又有多少不是让人挖空心思、钻营投机？看看《甄嬛传》结尾处甄嬛安然入眠的样子，谁都清楚，这种安眠是用毕生智慧清除异己之后才可能有的，得之不易。但是，这里我们并不会对其辛苦得到的平静感到一丝庆幸，反而会为一个新的杀戮的即将开始而感到担心。这些文艺作品对于观众的教育效果、给予中国人的文化塑造、精神营养又会是什么呢？文艺还是要高于生活，这是文艺先进性的体现，也是时代性的应有之意，文艺对生活的反映是能动的、艺术的、审美的。我们并不反对文艺作品中反映矛盾和斗争，但我们反对那些缺乏历史真实和时代责任，缺乏美感、扼杀善良的作品。曾风靡电视荧屏的电视剧《潜伏》（2009）之所以受到观众的一致认可，就在于剧中有英雄的牺牲，有民族的大义，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有生活的真实作为其强大的艺术支撑。对比一下那些只有心计与恶斗的“后宫戏”，真是看了让人胆战心寒。《人民日报》曾刊文批评“宫斗剧”“内容上将‘煽、色、腥’发挥到极致，主题上唯斗争至上、以恶制恶。这些被观众称为‘重口味’的后宫题材电视剧，有意忽略作为公共媒体应当承担的舆论教化责任，对历史的解构背后隐藏着对权力、恩宠、一夜走红、一夜暴富的向往和对享乐主义的崇拜，既无益于认识历史，也无益于思考人生。”[5] “宫斗剧”反映出来的其实就是当下文艺创作上的精神迷茫和空虚，而造成这种病象的原因就在于文艺创作与时代生活的疏远和隔离。文艺要反映群众的呼声，生活中不能没有高尚与美德、未来与希望，这些才是今天时代的主题。
周扬曾在一篇题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假如说‘五四’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文学革命，那末《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及其所引起的在文学事业上的变革，可以说是继‘五四’之后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6]这一判断是准确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论述，是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典范的文艺理论著作；《讲话》的普遍价值在于其真正遵循了时代的需要、“实事求是”的作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与思路。文艺要表现时代，反映时代，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再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贯彻与落实，这些都是文艺工作根据时代需要所做出的及时调整，是重视现实生活、服务人民大众的必然要求。历史将不断证明，什么时候我们重视了这一点，什么时候包括文艺事业在内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将获得健康的发展。而这也是《讲话》在今天看来最有价值、难以超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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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847；860-861；876；853.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9-50.
[4] 刘振瀛.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日本[J].文学评论，1960，(3).
[5] 王广飞.荧屏宫斗何时休[J].人民日报，2012-05-08.
[6] 周扬.周扬文集（第 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50.
［责任编校：阳玉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