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撒贝宁时间》看电视法制节目的创新

  • 投稿黎贝
  • 更新时间2017-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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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贝宁时间》是央视综合频道推出的一档周播栏目,前身为《小撒说法》。该节目播出四年以来,依靠前瞻性的演播技术、影像化的表现手法,以及金牌主持撒贝宁的影响力,形成了强大的品牌效应。我国的电视法制节目自20世纪80年代起步以来,其制作体系已趋于成熟,《撒贝宁时间》解决的是形态创新层面的问题,以人本思想为指导理念,在讲求证据、法治先行的基础上,大力弘扬基层工作者的职业精神。“人”与“法”的相辅相成,突破了传统的宏观视角,深入基层进行实地取材,在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当下,此类新型法制节目无疑更具社会意义与教育价值。

现代科技与影像艺术的双向应用

我国电视法制节目由来已久,1980年,《观察与思考》的首创让许多电视人开始尝试以法理内涵为基础的案例分析类节目,特别是在2004年央视社会与法频道建立后,《法律讲堂》《一线》等节目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各省级卫视也纷纷效仿,这一栏目形态逐渐走向成熟。而2013年开播的《撒贝宁时间》正是其中翘楚,一方面,节目组依托主持人和《今日说法》的双重品牌效应,充分借鉴法制节目常青树的选材经验;另一方面,虚拟演播室、技术场景复原的应用,大大增强了节目的可看性,紧跟当下法制建设进程,实现了形态上的与时俱进。

虚拟演播室技术。虚拟演播室技术是传统演播室色键抠像技术与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相结合的产物。节目组在摄影棚中完成录制,再由专门的后期人员进行背景合成,数字化的演播方式与摄像机的动态移位相配合,成功实现了对犯罪现场的真实还原,这也是《撒贝宁时间》最大的亮点之一。传统法制节目仅仅通过短片重构犯罪现场,大部分场景由人为二次还原搭建而成,其视觉效果与纪录片较为相似,虽然有警方资料作为辅助,却无法将观众主体代入现场,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隔膜感。而《撒贝宁时间》所使用的虚拟演播室技术巧妙地解决了这一困境,由主持人引领观众进入模拟现场。在《8607号房间》一期中,罪犯多次往返酒店实施作案,为了客观记录其行动路线,节目组对走廊、客房、卫生间等三个视角均进行了虚拟还原,快速的场景切换营造出了亲临其境的感官效果。此外,节目组还将重要道具以实物的方式,放置在虚拟布景中,有效凸显了线索的重要性,加之主持人语言上的串联,场景还原与实物展示两个环节之间过渡自然,不见穿凿痕迹,更加体现了法制节目应有的严谨性与证据先行原则。

技术场景复原。随着生物科学与侦查手段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前沿技术被应用于案件侦破中,包括DNA检测、指纹数据库、痕迹复原等,它们的出现破解了许多陈年旧案中的机密,也为公安机关破获大案要案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然而,普通民众对刑侦工作的现代手段并不了解,在面对反侦察能力较高的罪犯时,往往会因为自卫意识的缺乏酿成严重后果。电视法制节目作为一个面向大众的普法平台,在宣传法制理念的同时,也应对许多常见的作案手段、现代侦查技术进行传播教育,起到警示作用。《撒贝宁时间》的案例分析别具特色,节目组充分利用了电视影像的优势,除还原作案现场、记录警方工作外,还对侦破过程中所用的技术手段进行了再现。例如,在《假面真凶》一期节目中,痕检技术员徐全保利用文检学知识,对犯罪分子留下的笔迹印痕进行复原,查明了罪犯的名字,从而打开了整个案件的突破口;《上学路上》里足迹专家王清举根据嫌疑人的脚印,锁定码数与鞋型,并推测出凶手的大致身高,为民警排查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些实例充分证明了现代刑侦技术的进步,将其加入案例分析,大大增强了这一环节的可看度与社会价值。作为一档概念新颖的法制栏目,《撒贝宁时间》对现代刑侦技术的重视,更加体现出节目组紧跟时代的创新精神。

刑侦推理与普法教育的功能整合

鉴于节目形态的特殊性,在此前的多数法制栏目中,主持人的作用仅仅体现在环节串联上,担任着引入者的角色,与内容本身并不构成互动关系。《撒贝宁时间》充分利用金牌法制主持人撒贝宁的影响力与专业素质,采用角色转换的模式,使小撒在节目中身兼引导者、探索者、传达者三重身份,不再独立于案件之外,而是带领观众深入案情,形成独立的思维体系。主持人的功能拓展,是该节目在形态创新方面最为卓著的成果,它打破了固定的演播室体系,真正实现了观众与案件的隔空互动。

刑侦模拟的引入。推理可以说是近年来电视节目中的热点元素之一,因逻辑缜密、扣人心弦活跃于荧屏,而推理本身又来自于案件侦查过程,与法制节目联系极为密切。将适当的推理形式运用于节目中,可以大幅度增强可看性,调动观众积极性,不失为法制节目形态创新的一个典型手段。《撒贝宁时间》将演播室一分为二,右侧用于场景复原,小撒将在模拟空间内进行实证提取,并将其转移至左侧的刑侦室内,展开分析与论证。节目组则通过影像手法,将每次推理的内容可视化,以短片形式呈现在荧幕上,便于观众理清案件思路。这种由主持人主导的刑侦模拟,与娱乐节目中的推理元素有很大的区别,它经过人为的模糊化处理,不进行具体详细的展开,仅作为一种补充手段,对观众的思维进行影像化展示,每段推理的时长都有严格限制,不会对情节产生误导,也不会造成喧宾夺主的负面效果。与许多掺杂了大量娱乐因素的推理模式相比,该节目对刑侦模拟的运用较为合理,在保证素材严谨性的同时,起到了思维引导的作用。

法律精神的传达。《撒贝宁时间》打破了传统的专家解读模式,由主持人来担任法理讲解这一角色,这无疑对主持人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作为我国法制节目中颇具知名度的主持人,撒贝宁拥有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的学位,同时也在《今日说法》等栏目供职十余年,扎实的法律功底及丰富的节目经验,决定了他能够从专业视角出发,给出具有参考价值的法理解读。另外,法制节目与其他文化类节目有所不同,其更加强调严谨性,突出法律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地位,因此对主持人的语言表达、行为动作都有着更高的要求。《撒贝宁时间》引入了侦查手套来保护模拟现场,并对受害人的权益及隐私进行保护,严格把控文案的语言尺度,这些细节都反映出节目组对价值判断与社会舆论导向的重视,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对法律精神做出正确而公允的解读。

人文内涵与法制理念的精神载体

法制节目开办的初衷,便是以法律的话语体系,对案件所包含的社会正义进行解释,探析并提炼出对应的法理内涵。然而,日渐娱乐化的电视市场却很容易对其产生误导,部分节目放弃法律精髓,转而以明星推理、惊悚案件博人眼球,这种创新迎合了时下的流行趋势,同时也大量架空事件,渲染明星效应,其形式的合理性有待商榷。而《撒贝宁时间》的节目形态创新则有所不同,它将目光转向大众生活,通过合理选材、实地考察的方式,对各地的重要案件进行系统还原,以此达到社会教育的目的。与传统法制节目相比,《撒贝宁时间》更加注重展现基层工作者的奉献精神,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法制建设联系起来,打造出情感饱满、内涵深厚的新型栏目。

强调主体意识,弘扬职业道德。在法制宏观视角的主导下,个人作用很容易被忽视,这也是大多数法制节目侧重法律讲解的原因。而《撒贝宁时间》另辟蹊径,着重表现基层公安系统工作人员的付出与坚守,从人的角度出发,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主体能动性。同时,不同年龄阶段的主人公,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警察、法医等学科的建设历程,这些内容与法律解读相辅相成,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在2016年推出的专题中,有关中国法医和刑警队长的两档特别节目以个人经历为线索,展现了一线工作者们过硬的专业素质、缜密的逻辑思维,以及强烈的职业责任感。《乡村警察故事》则借鉴了《普法栏目剧》等节目的手法,以轻喜剧的形式,客观地再现了新老两代基层警察的工作生活场景,其中方言的运用、乡村风俗的描写十分出彩,改观了观众对法制节目刻板的印象。

讲求真凭实据,还原案件细节。作为法制栏目的核心要求,法理性的传达要靠优秀的节目包装,即通过好的节目形式来实现。除影像还原、数字化演播技术、推理元素等方式外,恰当的选材立意也十分重要。《撒贝宁时间》中出现的案例,并不都是性质恶劣、侦破过程曲折的重案,相反,节目组更加重视案件背后的警示意义,所选素材大多都具有很高的普世价值和预警作用。反观部分节目虽以“法”为名,却一味渲染电影般的惊悚气氛,制造离奇诡异的效果,这种利用观众猎奇心理博得收视的做法虽提高了短期利益,却违背了法制节目普及法律知识、宣扬社会正气的宗旨,甚至歪曲了原有素材的真实性。

实际上,法制节目并不缺乏看点,更无须过多的人为加工,适当提高证据与原始细节所占比重,就能达到较好的观看效果。创作团队应使警方提供的前期现场资料、中期侦查资料、后期审讯资料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以此丰富内容,加强案例的说服力度。在《撒贝宁时间》中,这一点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秉承着“派出所一个个地走,案卷一篇篇地翻,刑警一个个地谈,一个个地找选题”的职业态度,节目组深入社会进行广泛调查。其中《较量》一期节目耗时长达五个月,从勘察到线索追踪,再到最后的收尾阶段,节目组全程跟拍修武警方的破案过程,并对素材进行了系统的剪辑。成片满足案例分析的两大要求,即逻辑清晰、细节完整,不需要刻意去渲染惊险氛围,就已经扣紧了观众的心弦。

结语

电视娱乐化的必然趋势,将以严肃著称的法制节目逼至一个尴尬境地,在适应市场的同时,法制节目也应坚持审慎入微的原则,过度的娱乐噱头与游戏类推理,必然会减弱案件的真实性,对大众造成误导。相反,演播技术、叙事方式等角度,则是法制节目创新很好的突破口,在维护严谨性的同时,也能够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官能享受。从《今日说法》衍生的子栏目,到兼具可看度与教育性的品牌节目,《撒贝宁时间》博采众长,实现了技术与内涵的创新,为弘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做出了较大贡献,它的成功可以看作我国法制电视形态更新的一个范例。

作者系曲靖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