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四、读墨得力行
再说读墨。
孟子是不喜欢墨子的。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杨氏就是杨朱，墨氏就是墨子，他们观点不同，却都被孟子骂作禽兽。这是孟子的偏见。其实孟子不必骂墨子，他们两人也不乏相通之处，这就是“行侠仗义”。实际上后世的“侠义”，就一半来自孟子，一半来自墨子。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墨子侧重于“行侠”，孟子侧重于“仗义”。
孟子的“仗义”，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据《孟子·梁惠王下》，有一次邹国和鲁国发生冲突，邹国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邹国的老百姓却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因为孟子是邹人，邹穆公就问他应该怎么办。孟子说，活该！谁让他们平时对老百姓不好！这下子老百姓可逮住报复的机会了（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又据《离娄下》，孟子还曾经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话，孟子就这么当着“君”的面说，一点儿都不含糊，真可谓仗义执言。
墨子的“行侠”，也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墨子救宋。据《墨子·公输》，当时鲁国著名的工匠公输盘（也叫公输般、公输班、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一种攻城的器械——云梯，楚人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立即动身，走了十天十夜到达郢都（今湖北省荆州市），来见公输盘。公输盘问，先生有何指教？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在下，想借先生的力量杀了他。公输盘不高兴。墨子说，鄙人愿出二百两（原文是“请献十金”。古时二十两为一镒，一镒为一金，十金就是二百两）。公输盘更不高兴了，心想你怎么能买凶杀人？便说我恪守正义，从不随便杀人。墨子说，先生既然从不杀人，那就好说了。在下听说先生要帮助楚国攻打宋国，请问宋国有什么罪过？楚国多的是土地，少的是人民。牺牲不足的（人民），去争夺多余的（土地），这不能算是聪明。攻打无罪之国，不能算是仁爱。懂得这个道理，却不据理力争，不能算是忠诚。争辩了不能达到目的，不能算是坚强。不杀个别人却杀很多人，不能算是明白事理。公输盘没有话说。
墨子又去见楚王。墨子说，如今有一个人，自己家里有豪华轿车，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车子；自己家里有绫罗绸缎，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自己家里有美味佳肴，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米糠酒糟；请问这是什么人？楚王说，这人有“盗窃病”！墨子说，现在楚国应有尽有，宋国贫穷弱小，你们却要去抢人家，与那个有“盗窃病”的人有什么两样？这可是既违背正义又得不偿失啊！楚王也没有话说。
但是楚王和公输盘都不想放弃，于是墨子只好和公输盘虚拟过招。公输盘演示攻城，墨子演示防守。几个回合之后，公输盘黔驴技穷，墨子绰绰有余。于是公输盘说，我自有办法对付先生，但是我不说出来。墨子说，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楚王奇怪，问墨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墨子说，公输盘的办法，无非是杀了臣下。杀了臣，宋国就可以攻打了。可惜臣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经掌握了臣的方法，带了臣的器械，守在宋城上，单等楚军来进攻了。楚王一听，马上决定不再攻打宋国。
很显然，这个故事表现了墨子的三种精神：反战精神、侠义精神、实践精神。反战不用说，大家都知道。难得的是，墨子不但提出了反对掠夺性战争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地制止了一些这样的战争。这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真是谈何容易！在这里，可贵的还不是他确有实施守卫的办法。这当然难能可贵，只不过一般人学不了。学得了的，还是他的侠义精神和实践精神。墨子是不是宋国人，我们不知道。历史上有说他是宋人的，也有说他是鲁人的。但楚国伐宋，看来和他关系不大。他当时并不在宋国，宋国也没有请他帮忙。而且，墨子帮宋国解除了灭顶之灾后，在回国的路上经过宋城，宋人还不让他进城避雨。可见墨子与宋国，并没有利害关系。然而他一听到楚国将要进攻宋国的消息，便“行十天十夜而至于郢”。这就真是“行侠仗义”，也真是“说得到，做得到”了。可以说，中国文化“知行合一”的精神，在墨子和墨家学派那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实际上墨子不但是理论家，更是实践家。他在提出理论的时候，不但要求立论有本、有原、有用，而且要求身体力行。从前面那个故事我们不难看出，墨子不是不能说。他也是很善辩的。但墨子不但善言，而且能行；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所以我说读墨得力行。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学习墨子的这样一种精神：一旦认准了某个道理，就坚定不移地去做。当然，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哲学家都实践自己的思想。但我们不是哲学家，也不想建构理论。所以，我们自不妨有所得便有所行。这就是墨子给我们的启示。
五、读韩得直面
再说读韩。
表面上看，韩非与墨子完全不同。墨子代表着当时的庶民阶层（贱人）和劳动人民（农与工肆），为他们争取生存的权利；韩非则代表着新兴的地主阶级，帮他们维护统治的权力。墨子书中，多言民间疾苦；韩非书中，则不乏帝王“南面之术”。所以，后世便有人将墨子称为“平民哲学家”，将韩非称为“宫廷阴谋家”。这当然并不准确，却也不是一点儿道理没有。大体上说，墨子比较“草根”，韩非比较“宫廷”。墨子讲“兼爱”，韩非讲“权术”，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但是，韩非与墨子也有相通之处，即他们都讲“利害”，都不像儒家那样只讲“仁义”。《墨子·非乐上》就说：“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可见墨子并不像孟子那样开口闭口“何必曰利”，他也是言“利”的。只不过，墨子所言为“公利”，韩非所言为“私利”。墨子讲“兴天下”，韩非讲“治天下”，这是他们的不同。
韩非言“利”，十分露骨。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儒家讲的“仁义”和“礼让”，而是“利害”和“算计”。韩非说，开马车铺的，天天盼望别人升官发财；开棺材店的，天天盼望别人生病早死。难道是开马车铺的比开棺材店的更“仁义”？不是的。实际情况是，只有别人升官发财，开马车铺的才有利可图；只有别人生病早死，开棺材店的才有钱可赚。他们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韩非子·备内》）。
买卖关系如此，君臣关系也一样。甚至在韩非看来，君臣关系就是买卖关系，叫“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既然是这样一种利害关系，那么，他们之间就不能不“算计”。君主靠算计来雇佣臣子（君以计畜臣），臣子靠算计来服务君主（臣以计事君）。双方各打各的算盘，只有双赢互利才会成交。如果合作的结果不利于自己，那么，无论是君还是臣，谁都不会干那种蠢事（《韩非子·饰邪》）。
君臣关系如此，父子、夫妻也一样。韩非说，一个人，如果小时候父母对他比较随意，长大了他就会怨恨。同样，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如果比较简慢，父母就会恼怒（《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他还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大约是做买卖的。妻子祷告说，但愿我的夫君平安无事，能赚一百块钱（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布即布币）。丈夫说，怎么要得这样少？妻子说，钱赚多了，你还不去“包二奶”（《韩非子·内储说下》）？
不过在韩非看来，最危险的还是君主的夫妻、父子关系。因为这里面的利害太大。那些年老色衰的后妃们，甚至盼望自己的夫君早死，以便自己的儿子早接班。母以子贵。自己的亲生儿子当了君王，作为太后，就什么都保住了。所以竟会有母子合谋弒君的。于是韩非感叹说：“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韩非子·备内》）因此韩非认为，统治国家，不能讲“仁义”，不能讲“礼让”，只能用“刑法”，只能用“权术”。正如李泽厚、刘纲纪两位先生所说：“在中国思想史上，韩非是第一个毫不掩饰地、津津乐道地、而且是最为详尽具体地研究阴谋权术的人。”（《中国美学史》第一卷）
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这样一种思想，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也有积极意义吗？
有。韩非的积极意义，我认为就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这就与儒家不同。儒家的思想，总体上说是比较理想主义的。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义”，都带有理想的色彩。这种理想非常可贵。没有这理想，人就可能变得“禽兽不如”。但我们也要看到，理想毕竟是理想。它可以用来“激励人生”，也可以被用来“粉饰太平”。当统治者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肆无忌惮地进行压迫剥削，另方面又大讲“仁义道德”时，韩非的话无异于振聋发聩的“清醒剂”，使人们不至于被“瞒和骗的艺术”所麻醉。这也是历史上那些革命者和批判者，往往会用韩非思想为武器的原因。
实际上儒法两家的思想虽然对立，却其实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它也是人性的两面，人类社会的两面。这就是善与恶，理想与现实。人，不能没有理想，也不能只有理想；必须面对现实，又不能只看现实。所以我们就既要读孔孟得仁义，又要读韩非得直面。
那么，韩非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全面地看问题呢？也有许多原因，比如当时的社会状况实在是不很乐观。春秋已无义战，何况战国？那些尔虞我诈、巧取豪夺、弱肉强食，不能不让韩非愤世嫉俗。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非的思想方法。韩非的思想方法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认为矛盾对立的双方不可调和。大家都知道那个著名的“卖矛又卖盾”的故事，韩非也因此获得了“矛盾”一词的发明权。矛与盾既然不能同售，则理想与现实、内容与形式、仁义与利害，也就不能共存。利害冲突既然是真实的，仁义道德也就肯定是虚假的。这就是韩非的思想方法——“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
六、读老得智
相比较而言，道家的思想方法更高明。
道家，通常指老庄。其实老和庄并不完全一致。不过有一点倒一样，即都强调矛盾对立双方的转化。大家都很熟悉老子的名言：“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这话的意思是：坏事是好事的依凭，好事是坏事的前兆。好事可能变成坏事，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变的。
这个观点，庄子也有。庄子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生与死、神奇与臭腐，在一般人看来，是水火不容根本对立的。但在庄子这里，也可以变来变去，你变成我，我变成你。这就是道家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这是道家的智慧，也是中国的智慧，是老子和庄子共有的。
那么，老子和庄子又有什么不同？
我个人的体会，是读老得智，读庄得慧。这是把智与慧拆开了讲。其实这两个字原本就有细微差别。比如智力、智商、智术、智囊，这些词里面的“智”，就不能换成“慧”。同样，慧心、慧性、慧眼、慧根，这些词里面的“慧”，也不能换成“智”。可见智慧智慧，智与慧并不相同。从“智育”、“智谋”这些词看，智，是可以通过教育来学习、传授、掌握的东西，是能力（智力）、方法（智术），属于社会。慧，则是气质（慧性）、天赋（慧根），或者非同一般的特殊能力（慧眼、慧心），属于个人。它不能传授，只能启迪。老庄之别，即在于此。所以读《老子》可以治国，读《庄子》只能修身。“得智”与“得慧”，区别就在这里。
先说读老。
众所周知，《老子》是一部奇书。它的作者是谁，成书何时，目的何在，都不清楚。这部书的性质，也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纯哲学，有人说它是哲理诗，还有人说它是兵书。我觉得对于这些问题，一般读者弄不清也罢。重要的是得其精华。《老子》一书的精华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辩证法。而且，我比较赞同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即《老子》的辩证法，是由军事辩证法而政治辩证法，由政治辩证法而哲学辩证法，最后在中国人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变成了一种生活辩证法（《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而且，依我看，这种生活辩证法还是属于弱势群体的。
实际上我们看《老子》一书，从头到尾贯穿的都是弱者是生存智慧。只不过《老子》把它们上升到了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比如“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或者哲学辩证法的高度，比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但说来说去，归根结底，还是那几句话：柔能克刚，弱能胜强，无为则无不为。老子一再说，不用以为强大的就强大，弱小的就弱小。天底下最柔弱的是什么？水。最能攻坚胜强的又是什么？还是水（《老子·七十八章》）。所以，最弱小的，其实是最强大的；最坚强的，其实是最脆弱的。想想看，一个人，什么时候最柔弱，活着的时候。什么时候最坚强，死了以后（这时只剩下骨头，当然最硬）。可见“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因此，那些争先恐后的，没有一个不失败；那些巧取豪夺的，没有一个不输光（《老子·二十九章》）；只有那些与世无争的，才最安全，也才最丰富，简直就应有尽有。道理很简单：正因为他们不争，所以没人争得过他们，这就叫“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六十六章》）。请大家想想，这难道不是说给弱者听的吗？
有趣的是，老子的这一套——无为、守雌、贵柔、知足，并非只有弱势群体受用，权势人物也受用。因为谁都有处于弱势的可能。即便贵为天子，也未必总是强势，或一定就是强势。这个时候，就用得着老子哲学了。比方说，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老子·四十五章》）。这个“若”，可以翻译为“就像”，也可以理解为“好像”，张舜徽先生就说“不外一个装字”（《周秦道论发微》）。只不过，阴谋家的“装”叫“韬晦”，老百姓的“装”叫“装蒜”。《老子》这本书，真可谓“最抽象也最实用”。
所以，老子的思想可以有不同的结果。用于学术，可以发展为思辨哲学；用于军事，可以发展为战略方针；用于政治，可以发展为斗争策略；用于生活，可以发展为生存智慧。就连同一种副产品，也可能有不同结果。比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可能是斗争策略，也可能自我安慰。由此可见，老子是影响深远的，也是无法尽说的。
七、读庄得慧
再说读庄。
和老子一样，庄子也讲“无为”。但老子的“无为”，其实是“无不为”。至少，也是“有所为”。只不过在老子看来，要想“有所为”，必先“无所为”，或者装着“无所为”。因为按照老子的辩证法，物极必反。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相互转化的。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所以，你要收敛，就先张扬（将欲歙之，必固张之）；你要弱化，就先强化（将欲弱之，必固强之）；你要废除，就先兴起（将欲废之，必固与之）；你要夺取，就先给予（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总之要反着来（《老子·三十六章》）。反正你越是想得，就越是没有；越是不想，就越能得到。“没有”到什么程度，就能“占有”到什么程度。“后退”到什么程度，就能“前进”到什么程度。如果什么都不想，那就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得，什么都能有。可见老子的“无为”，其实是“有为”，而且是“大有作为”。它甚至不过是重拳出击之前的收回胳膊。这正是历史上那些“有为者”反倒特别喜欢《老子》的原因。
庄子的“无为”，却是“真不做”。庄子一生，不知把多少送上门来的功名利禄拒之门外。有一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这故事记载在《庄子》的《秋水》篇。这故事说，有一天，楚国两位大夫千里迢迢来到濮水（在今河南省濮阳县），找到正在河边钓鱼的庄子，请他出山为楚国卿辅，说是我们大王想把国境之内的事麻烦先生了！庄子没有直接回答，一边继续钓鱼，一边头也不回地问：听说贵国有一种神龟，死了三千年了。贵国大王宝贝得不得了，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珍藏在庙堂之上，有这事吧？那么请问：作为一只乌龟，它是宁愿去死，留下骨头享受荣华富贵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地里打滚呢？
两位大夫异口同声地说，当然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地里打滚了。
庄子说，二位可以回去了，我会继续拖着尾巴在泥地里打滚的。
这故事很多人讲过，一般都理解为庄子的清高。其实庄子不是清高，而是透彻。也就是说，作为哲学家，庄子想明白了两个问题：世界上什么最可宝贵，什么最有价值。什么最可宝贵呢？生命。什么最有价值呢？自由。这两个问题合起来，就可以表述为这样一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由。
我认为，这就是庄子哲学的核心。庄子一生，也在实践着他的哲学。为了生命和自由，庄子把很多问题都想得很开，把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淡。比方说，在孔子那里极为重要的“名”，在庄子这里就无所谓。他甚至假借老子的话说，你管我叫牛，我就跟着你把自己叫做牛；你管我叫马，我就跟着你把自己叫做马（《庄子·天道》）。他也不在乎自己有没有用，甚至没有用更好。在《人间世》篇，庄子讲，有一棵树，奇大无比，许多人都去看它（观者如市），只有一位大木匠不屑一顾，说这是没有用的东西。晚上，树就来跟他说话，说我要是有用，岂不早就被你们砍掉了？正因为我什么用都没有，这才活到今天。这正是我的大用啊！
显然，庄子看来，有名有用，都不如活着。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为了生命之外的东西去死，那就可悲了。为此，他连儒家极其推崇的“以身殉国”、“舍生取义”也予以否定。在《骈拇》篇，庄子说，历来就有人为了生命以外的事情去死。小人为了利益，士人为了名誉，大夫为了家国，圣人为了天下。这些人，事业不同，名声也不同，但在违背天性伤害生命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不可取。由此可见，庄子把个体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它甚至高于道德追求、民族大义、国家利益、社会理想。
那么，个体的生命为什么最可宝贵呢？因为生命是天赋的，而自然的就是自由的。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所谓“道之真以治身”（《庄子·让王》），肯定的都是那种天生、天然、天赋的自由。
庄子的可贵正在这里，庄子的问题也在这里。在那样早的一个时代，庄子能够切身体会到人的“不自由”，并对这“不自由”进行批判和反抗，是可贵的。但将自由归于自然，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他不知道，自由从来就不是天赋，而是人权；它也从来就不属于自然，只属于人类。唯人知自由，唯人能自由，这就是人所独有的“自由意志”。正因为人有“自由意志”，他才能进行选择。比方说，为了民族、国家、他人，放弃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孟子所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因此，见义勇为、赴汤蹈火、为国捐躯等等，并非如庄子所说，是对自由的否定。恰恰相反，如果这些行为乃是出自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是他心甘情愿的自由选择，那么，就正是对自由的肯定。在这里，“自由意志”这四个字，是极为重要的。
当然，我们不能以这样一种现代观念来苛求古人。而且，由于庄子是那样地注重人的个体生命和自由精神，他的哲学便充满了聪慧和灵气，让人读后心驰神往，久久不能望怀。我同意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庄子哲学，是可以看作美学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庄子的思想，也在后世变成了一种与老子不同的生存智慧——艺术化生存。至于庄子方法论的问题，则早在战国末期就已经有人看出来了，这个人就是荀子。
八、读荀得自强
荀子把庄子方法论的问题归结为一句话：“蔽于天而不知人”。
荀子这话，是在《解蔽》篇说的。作为战国时代晚期的思想家，荀子的著作明显带有总结的性质。其《解蔽》篇则将对前人思想的总结和批判，上升到了方法论的高度。所谓“解蔽”，也就是破除片面性。所谓“蔽于天而不知人”，就是只知道自然，不知道社会。这对于庄子，可谓一针见血。不过在我看来，按照荀子的逻辑，孔、孟也有片面性；而孔、孟的问题，则正好与庄子相反，是“蔽于人而不知天”，即只讲社会，不讲自然。
好在荀子帮儒家补了这一课。与《论语》、《孟子》不同，《荀子》谈到了自然（天），而且在《天论》篇集中讨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之分）。荀子认为，自然是自然，社会是社会。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天行有常）。这个规律，不因为尧舜而存在（不以尧存），也不因为桀纣而不存（不以桀亡）。也就是说，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就没有冬天了；地不会因为人们怕远，就不再广阔了；君子不会因为小人吵吵嚷嚷，就停止行动了。可见自然有自然的法则，人类有人类的规范。人类社会的兴衰治乱，与自然界没有关系。日出于东，月落于西，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无论是禹当家，还是桀掌权，都一样。国家的治乱，天下的兴亡，与自然界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没有关系，那就不必受制于自然，也不必拜倒在自然的面前。只要加紧生产，厉行节约，天就不能让我们贫穷；只要丰衣足食，动静守时，天就不能让我们生病；只要遵循规律，坚定不移，天就不能让我们倒霉。总而言之，天不可畏，事在人为。
这就是十分难得的科学精神了。从这一科学精神出发，荀子提出了又一种人生智慧：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奋发图强。荀子说，一个君子，看重的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敬其在己者），从来就不凭空指望自然界的恩赐（慕其在天者），这才天天向上（是以日进也）。所以，他在《荣辱》篇提出了“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的观点。这样一种观点，在大约形成于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的《易传》中，就发展为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以说，深受《荀子》影响的《易传》，用这样一句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我们中国人的话，为先秦诸子的思想划上了一个闪光的惊叹号！
现在，可以总结一下我读先秦诸子的心得体会了。我的体会是：
读孔子见“恻隐之心”，得“仁爱精神”；
读孟子见“浩然之气”，得“义勇精神”；
读老子见“玄妙之智”，得“辩证精神”；
读庄子见“通透之慧”，得“超脱精神”；
读墨子见“身体力行”，得“实践精神”；
读韩非见“直面人生”，得“现实精神”；
读荀子见“事在人为”，得“自强精神”；
所以这些加起来，就是先秦诸子的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的不朽精神！一个人，如果能有孔子的“仁爱”，孟子的“义气”，老子的“明智”，庄子的“聪慧”，还能够像墨子那样“身体力行”，像韩非那样“直面人生”，像荀子那样“自强不息”，那可真是了不得！
毫无疑问，这只是我个人的阅读心得。它是不全面、不完整、不系统的。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比方说，先秦诸子中，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不宜提倡、应该批判的内容，就没有提及。我的观点是：第一，作为文化和学术的传播者，首要任务是继承和弘扬经典中宝贵的思想遗产。批判的工作，不妨留给专家们去做。第二，作为一般观众和读者，没有必要对先秦诸子作全面系统的了解，完全可以求仁得仁，求智得智，各取所需。第三，先秦诸子博大精深。除极个别大师外，大多数人阅读这些经典，都难免管中窥豹以己度人。更何况我们读经典，原本就是为了获得人生的智慧。
人生是一种体验。人生的智慧是体验后的思考。每个人都只有一个人生，每个人的人生也只属于自己。谁也不能代替别人去体验，去思考。因此，阅读经典，不能替代体验。追慕先哲，不能替代思考。而体验和思考，只能由每个人自己去完成。这也就是我对第三个问题──“怎样读”的回答：自己读，用心读，读出什么是什么。只要有所领悟，有所启迪，就好。
